环境诉讼藏的哪了/潘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1 05:27:09 浏览: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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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诉讼藏的哪了
潘佳
从几件小事谈起。不久前在金瑞林老师的追悼会上，偶尔听到了吕忠梅老师，王树义老师身边朋友们的两句环境诉讼的讨论，于是想起了几年前吕忠梅代表在两会上的提议，建议公益诉讼的建立。据说，近几年的两会上收到的提案中总少不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影子。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实践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地方规定也有的将检察官纳入规范范畴。事实上，个人意义上的公益诉讼，环保部门提起的公益诉讼实践我们一直在期待。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建设性的批评不在少数。客观的评价，我们的相关制度和时间都有了进步，如果和日本，美国比较，但就环境诉讼的案例就少得可怜，更别说公益诉讼了—
一个美国朋友，从北大法宝搜索，看到近三年的环境诉讼的数量后惊叹道，你们的环境纠纷这么少。我直接转移话题向他求教美国的环境诉讼问题—
前两天，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发短信，问问他们市那里去年有什么典型的环境诉讼案例。他的回答很淡定。有，只有一起，是我们市那里环保局长被打的案子—
数量问题出在哪了？如果你要归咎于环境诉讼的制度障碍，公益诉讼个体的制度障碍多有强词夺理之嫌。如果你要说是司法的功能障碍，接不接招，执不执行也不是他们说了算。你要找环保部门说理，他也很尴尬，于是乎就找着替罪羊了，体制（政府）。似乎一切环境资源问题，包括环境纠纷的解决都是体制惹的祸，都是部门利益，权力边界，责任承担的矛盾。接下来，千篇一律的改革措施相继根基，什么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部门来管，来承担。反正纳税人的钱随便用，资源随便调配。改来改去，汤还是汤，药还是药。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我们习惯于拿美国，日本乃至我们实力相当的巴西，俄罗斯说事。看看他们的机构有多么精简，中央及国家部门数量是多么少。别忘了，再往下数一数，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复杂程度不亚于我们。不过是第一步他们迈的小点，我们大点罢了。终究还是要精简机构的，对于经意发动全身的但各部门改革，取其不变之道，设综合协调来协调姑且算作短期的妥协罢了，能源法迟迟不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并非否定体制的效果，只是这个东西谈多了我们容易束缚住，为什么一个通知了三十年的计划模式主宰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来，计划前就没问题了么。市场化革命的一切问题似乎都是前一个三十年的问题。如果毛主席活着的话他都不会承认吧。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不过是法制运行的传统文化障碍。正如贺卫方老师所言，行政机关的作用没能分离精神教化，我们的所谓早已习惯于他们的熏染。文化障碍的讨论很多，大多归咎于制度外因素，人伦关系社群关系以及情理事理法理的能动运动。基于此，不少人拿出来办法对付传统文化的老毛病，什么新思想，新文化不绝于耳。官方听得也不少，他们真不知道么，是不屑于知道，也无所谓知道。从一定角度，迫于“体制”文化的惯性，寻求法外之道确实为一条良策。可问题终究是要落实在制度的，转化进体制的。抛开文化的视角，我们看看当前的环境纠纷的解决。
环境问题出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中国人第一个说会起诉的。找政府成为首选，企业则次之，最后才是法院。检察院，人大就更不会有人过问了。如果自己切身利益受到直接损害尚且遵循如此逻辑，如果作为仅仅吸一口高碳空气，喝口高碳水的可以忍受的“旁观者来说,就凑合过吧，还能忍，或许会有人管的。我国联邦行为主义的权力架构，省政府的权力实则最大。省的一纸文件可以决定县区是法院系统的接案权，处理权，执行权。如果省级缺位，下级政府的角色会替代过来。再加上同级政府的压力，利益纽带的牢固，环保部门已经疲于应付，再加上法院的闭门不迎，当事人的要么根本不知道环境问题还能起诉，要么动力逐渐被强大的行政成本内化了。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普遍性，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使得地方政府害怕起诉，一旦问题普遍化就认为会导致群体性纠纷，在老百姓认为中央的合法性最高的基本假设下，唯一同上的路径被打压下去，想要社会民众心理平衡不造成新的纠纷是不可能的。观念的陈旧就很可的，中国人是长于私下解决纠纷的，善于私聊的，情理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化，一旦正式化，规范化就“伤和气”，伤了双方和气，伤了上下级的和气。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重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所有事件一旦牵涉人数过多就有伤稳定大雅，就不和谐，就得注意政治倾向。这种思维模式，把大多的合法利益宣泄直接堵住，结果是不稳定的利益表达，做贼心虚的心理不要仅仅埋怨政府，换做你我，谁都逃不了那个圈。多少满坏豪情的赤字进入政图不被中庸了，多少忠肝义胆进军学术圈不被攀比功利了，好比着急上班人多时你还希望自己上车，好不容易上来了因为又一个人拥挤你不想让他上来一样，角色心理束缚难以摆脱。渐进式的改革总是充满教科书式的教化色彩，卡看历史纪年表。每一次世界历史推进，哪一次中国的进步是渐进的，++无不充满了（此处略去20字）
环境问题的解决压力不光给了环保部门，更多的给了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下的作秀色彩浓厚，如果拿内外成本收益，眼前与长远利益来说事，这样的秀，也是值得的。责任这个词在公有制环境下总到有感情色彩，似乎享受权利者就应该，责任和利润是成正比的，那么政府作为最大的利益群体和垄断组织，政府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在？现如今，在中国谈政府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奢侈品。几十年前，有少数学者关注马基雅维利，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韦伯的作品里都有谈到政府的社会责任。现如今我们习惯于政府的垄断和公务服务政府责任的侃侃而谈，在还弄不清政府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时，就大谈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明星社会责任，富人的社会责任，就理论研究者关注度而论，些许有些遗憾---
政府是习惯玩文字游戏的，于是解释法律，宣传法律，倡导环境正义的重任往往抗在ngo，媒体，学者身上。政府也有偷着乐的时候，你们说你们的，反正我装糊涂，该怎办怎办，实在不行另行对策。发了一顿牢骚，我们回顾三十年的环境法制历程，反思中国环境诉讼的发展演变，成绩是显著的，体制内的东西需要内外合力一点点解决，想贺卫方老师的一句话，忍辱负重的死才可贵。作为我们每一个民众，应保持基本的理性，用合法的方式解决环境纠纷问题，体制的变革，观念的更新，随着政治生态新鲜活力不断注入只是时间问题。
潘佳
从几件小事谈起。不久前在金瑞林老师的追悼会上，偶尔听到了吕忠梅老师，王树义老师身边朋友们的两句环境诉讼的讨论，于是想起了几年前吕忠梅代表在两会上的提议，建议公益诉讼的建立。据说，近几年的两会上收到的提案中总少不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影子。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实践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地方规定也有的将检察官纳入规范范畴。事实上，个人意义上的公益诉讼，环保部门提起的公益诉讼实践我们一直在期待。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建设性的批评不在少数。客观的评价，我们的相关制度和时间都有了进步，如果和日本，美国比较，但就环境诉讼的案例就少得可怜，更别说公益诉讼了—
一个美国朋友，从北大法宝搜索，看到近三年的环境诉讼的数量后惊叹道，你们的环境纠纷这么少。我直接转移话题向他求教美国的环境诉讼问题—
前两天，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发短信，问问他们市那里去年有什么典型的环境诉讼案例。他的回答很淡定。有，只有一起，是我们市那里环保局长被打的案子—
数量问题出在哪了？如果你要归咎于环境诉讼的制度障碍，公益诉讼个体的制度障碍多有强词夺理之嫌。如果你要说是司法的功能障碍，接不接招，执不执行也不是他们说了算。你要找环保部门说理，他也很尴尬，于是乎就找着替罪羊了，体制（政府）。似乎一切环境资源问题，包括环境纠纷的解决都是体制惹的祸，都是部门利益，权力边界，责任承担的矛盾。接下来，千篇一律的改革措施相继根基，什么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部门来管，来承担。反正纳税人的钱随便用，资源随便调配。改来改去，汤还是汤，药还是药。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我们习惯于拿美国，日本乃至我们实力相当的巴西，俄罗斯说事。看看他们的机构有多么精简，中央及国家部门数量是多么少。别忘了，再往下数一数，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复杂程度不亚于我们。不过是第一步他们迈的小点，我们大点罢了。终究还是要精简机构的，对于经意发动全身的但各部门改革，取其不变之道，设综合协调来协调姑且算作短期的妥协罢了，能源法迟迟不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并非否定体制的效果，只是这个东西谈多了我们容易束缚住，为什么一个通知了三十年的计划模式主宰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来，计划前就没问题了么。市场化革命的一切问题似乎都是前一个三十年的问题。如果毛主席活着的话他都不会承认吧。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不过是法制运行的传统文化障碍。正如贺卫方老师所言，行政机关的作用没能分离精神教化，我们的所谓早已习惯于他们的熏染。文化障碍的讨论很多，大多归咎于制度外因素，人伦关系社群关系以及情理事理法理的能动运动。基于此，不少人拿出来办法对付传统文化的老毛病，什么新思想，新文化不绝于耳。官方听得也不少，他们真不知道么，是不屑于知道，也无所谓知道。从一定角度，迫于“体制”文化的惯性，寻求法外之道确实为一条良策。可问题终究是要落实在制度的，转化进体制的。抛开文化的视角，我们看看当前的环境纠纷的解决。
环境问题出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中国人第一个说会起诉的。找政府成为首选，企业则次之，最后才是法院。检察院，人大就更不会有人过问了。如果自己切身利益受到直接损害尚且遵循如此逻辑，如果作为仅仅吸一口高碳空气，喝口高碳水的可以忍受的“旁观者来说,就凑合过吧，还能忍，或许会有人管的。我国联邦行为主义的权力架构，省政府的权力实则最大。省的一纸文件可以决定县区是法院系统的接案权，处理权，执行权。如果省级缺位，下级政府的角色会替代过来。再加上同级政府的压力，利益纽带的牢固，环保部门已经疲于应付，再加上法院的闭门不迎，当事人的要么根本不知道环境问题还能起诉，要么动力逐渐被强大的行政成本内化了。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普遍性，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使得地方政府害怕起诉，一旦问题普遍化就认为会导致群体性纠纷，在老百姓认为中央的合法性最高的基本假设下，唯一同上的路径被打压下去，想要社会民众心理平衡不造成新的纠纷是不可能的。观念的陈旧就很可的，中国人是长于私下解决纠纷的，善于私聊的，情理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化，一旦正式化，规范化就“伤和气”，伤了双方和气，伤了上下级的和气。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重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所有事件一旦牵涉人数过多就有伤稳定大雅，就不和谐，就得注意政治倾向。这种思维模式，把大多的合法利益宣泄直接堵住，结果是不稳定的利益表达，做贼心虚的心理不要仅仅埋怨政府，换做你我，谁都逃不了那个圈。多少满坏豪情的赤字进入政图不被中庸了，多少忠肝义胆进军学术圈不被攀比功利了，好比着急上班人多时你还希望自己上车，好不容易上来了因为又一个人拥挤你不想让他上来一样，角色心理束缚难以摆脱。渐进式的改革总是充满教科书式的教化色彩，卡看历史纪年表。每一次世界历史推进，哪一次中国的进步是渐进的，++无不充满了（此处略去20字）
环境问题的解决压力不光给了环保部门，更多的给了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下的作秀色彩浓厚，如果拿内外成本收益，眼前与长远利益来说事，这样的秀，也是值得的。责任这个词在公有制环境下总到有感情色彩，似乎享受权利者就应该，责任和利润是成正比的，那么政府作为最大的利益群体和垄断组织，政府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在？现如今，在中国谈政府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奢侈品。几十年前，有少数学者关注马基雅维利，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韦伯的作品里都有谈到政府的社会责任。现如今我们习惯于政府的垄断和公务服务政府责任的侃侃而谈，在还弄不清政府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时，就大谈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明星社会责任，富人的社会责任，就理论研究者关注度而论，些许有些遗憾---
政府是习惯玩文字游戏的，于是解释法律，宣传法律，倡导环境正义的重任往往抗在ngo，媒体，学者身上。政府也有偷着乐的时候，你们说你们的，反正我装糊涂，该怎办怎办，实在不行另行对策。发了一顿牢骚，我们回顾三十年的环境法制历程，反思中国环境诉讼的发展演变，成绩是显著的，体制内的东西需要内外合力一点点解决，想贺卫方老师的一句话，忍辱负重的死才可贵。作为我们每一个民众，应保持基本的理性，用合法的方式解决环境纠纷问题，体制的变革，观念的更新，随着政治生态新鲜活力不断注入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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