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若干规定的通知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
扩大开放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若干规定的通知
（云政发［１９９５］７５号 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
各州、市、县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扩大开放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推进我省的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战略实施步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互利互惠、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平等竞争、共同繁荣”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对国内开放，发展与兄弟省、市、自治区（以下简称外省）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云南省内的资源（国家专管的除外）、产业（国家专控、其产品实行专卖的除外）向全国开放。鼓励外省国有、集体、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等企业及事业单位、个人（以下简称外省单位及个人）来云南开发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能资源、旅游资源等，利用我省在沿边开放中的地域优势，面向境内外市场，开展以下合作：
１．兴办国内独资、联合企业及中（含国内多省参加，下同）外合资合作企业；设立跨地区跨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公司住所在省外的分公司、子公司。
２．对我省现有企业实行联营、承包、租赁、购买、兼并及参股、控股或组织企业联合体（集团）。
３．对我省现有生产企业的部分流程、车间实行联营、参股、控股，开展“一厂两制”合作。
４．对我省单位及个人转让科技成果、扩散产品（商标），开展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及技术协作、人才交流、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等。
５．与我省及地州市县开展双边（对口）、多边区域合作，组建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互设办事机构，设立“经济窗口”。
６．与我省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单位及社会团体，从事经济、科技学术交流，开展联谊活动，组建合作网络组织等。
第三条 云南市场向全国开放。
１．鼓励外省单位及个人以独资或联合方式参与商品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的建设。各类市场经营的商品，除国家禁止、限制、专卖和保密的以外，一律放开。资金、技术、劳务、信息等流动，由经营者自主决定。
２．对进出省物资商品除国家有特别规定的外，不再办理“准运”、“放行”审查手续。
３．我省已上报国家审批的地方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待国家批准后，与属于地方管理的各类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均向全国开放，欢迎外省参股、联建联办，其申报审批手续由我省金融企业按国家规定办理。
第四条 鼓励外省单位及个人来云南利用沿边地域优势开展以下边贸及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１．联合或独资建设边境贸易口岸设施。
２．联合或独资兴办出口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兴办利用进口原材料加工增值的内销企业。
３．联合或独资兴办边贸商品、公司。
４．联合实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５．由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重庆、成都等五省区二市在昆明设立的“五省区七方联合开放办公室”扩大对国内服务的范围，在重点保证对西南各省市服务的同时，面向全国，积极承担各地委托的与东南亚、南亚发展经贸科技业务的联络工作。
第五条 鼓励外省单位及个人来云南对我省已有和规划中的农业开发区、工业走廊开发带、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旅游开发（度假）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进行联合规划，联合开发，共同受益。
第六条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省产业规划，按有偿互惠的原则，积极接纳沿海产业向云南转移，创造条件，使其顺利“落户”，并采取必要措施扶助发展。同时，云南也支持和扶助省内企业走出省门，到沿海和其他地区“落户”，积极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
第七条 省内外单位及个人在联合协作中，可用以下投入作为投资：
１．现金、股权。
２．技术、科研成果、生产（经营）管理经验。
３．生产（经营）、科研及管理（办公）设备、设施。
４．生产（经营）及科研所需物资、商品。
５．土地使用权、专有经营权、商标专用权及其他知识产权。
６．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或经双方约定的其他投入。
第八条 本省各级政府依法保护外省单位及个人在云南兴办的独资和联合企业（以下简称外省投资企业）、项目的合法权益；对联合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
１．联合企业（项目）各方在自愿基础上，自主决定合作方式、内容和期限（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２．我省参加联合的企业，经具有审批权限的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改变隶属关系、财政关系和解缴渠道。
３．外省投资企业的有形资产、知识产权，依法受到保护，省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占，也不得搞任何不合法的费用摊派。企业有权抵制各种非法侵占和摊派。
４．企业的基本建设、经营方式、劳动工资、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和利益分配、财务制度等，均由企业依法自主决定。
５．联合企业用工由各方商议决定。实行聘用制的联合企业，我省人员，从原企业法人代表到具体岗位员工，均按“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招聘使用，凡因不适用和超员落聘的人员，由原企业的主管部门调剂安置或进入劳动力市场，重新介绍就业。
６．外省投资企业与我省单位及个人发生经济、民事纠纷请求调解时，当地政府部门应予公正调解，调解无效的，由当事人按仲裁或诉讼法律程序解决。
７．省内有关监督检查部门，对外省投资企业依法进行的各类监督检查，与省内企业同等对待。
第九条 省政府设立的横向经济联合扶助基金，主要用于省地县国有企业和其他效益好、回报快、对全省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作用大的联合协作项目，不受地区、部门、行业、隶属关系的限制。
第十条 对外省投资企业的新建基建项目、扩改工程，简化审批程序，并在规划定点、土地使用、施工安排、能源配置等方面优先安排。
各级政府在规定的审批权限内，对以下项目，经政府经协机构协调，可由企业自主列项，报有关部门备案即可：
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我省生产力布局规划和国家环保等有关规定的外省独资项目。
２．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我省生产力布局规划，自筹资金，原材料和市场不要求国家平衡的联合项目。
第十一条 对外省投资企业所需我方配套的固定资产贷款以及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银行将按国家有关金融政策给予积极支持。
第十二条 对外省投资企业的用地给予优惠：
１．按成本或基准地价收取土地出让金。
２．凡从事能源、交通、矿山等开发性投资的，兴办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可实行行政划拨方式使用土地。
３．联合企业使用我省企业原有土地的，土地作价以评估确认的价格为依据由联合各方协议商定。
第十三条 外省投资企业建成初期经营中确有困难的，经批准可减免一定期限的地方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有困难的，可继续申请减免。
对外省投资企业从事种养业、林业、养殖业、能源、交通、矿山等开发性投资的，兴办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和出口创汇产品超过总产值５０％的企业，以及在我省民族自治地区、贫困地区兴办各类项目的，可给予定期减征或者免征地方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第十四条 省外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及其在云南的分支机构、独资和联合企业，向我省企业转让省级以上获奖科技成果或向我省县办（国有、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民族自治地区、贫困地区转让各种适用成熟科技成果的，其接受转让的企业，利用转让技术生产的产品，自销售之日起免征地方企业所得税二年。
第十五条 外省在云南进行投资的单位及个人，所获利润、物资，由其自主支配，物资需要运出省的，其运输计划给予优先安排。
第十六条 凡外省来云南兴办高新科技产业项目的，不论选址是否在规定的开发区内，均可享受我省给予高新科技开发区的全部优惠政策，并同时享受本规定对民族自治地区、贫困地区的各项优惠照顾。相同条款按最优惠的执行。
第十七条 外省来云南兴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按国家和我省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享受相应的优惠和照顾。
第十八条 外省在云南兴办的独资和联合项目，凡涉及边境贸易、民族自治、扶贫、开发区、边境开放城市等政策时，除享受本规定的有关优惠和照顾外，同时享受所涉及的有关政策优惠和照顾，相同条款按最优惠的执行。
第十九条 外省来云南兴办独资、联合企业（项目），其立项审批、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手续及联合企业申贷扶助基金等，统一由政府经协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尽快办理。
第二十条 凡为我省新建或扩改项目引进投资提供中介服务的单位或个人，由本省受资方偿付引资实到数额１％至３％的中介劳务费；为我省企事业引进技术、人才、产品（商标）提供中介服务的，由我省受益方从该项目实施第一年的新增利润中，一次性提取３％－５％偿付中介劳务费。各级政府经协机构应协助中介方办理索酬手续，督促偿付兑现。
为我省开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及个人，由省政府经协办报请省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十一条 本省企业在引资活动中，发生不能按协议（合同）偿付外省方资金、物资时，本省企业的主管部门或政府应督促有关企业限期偿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到期不予偿付的，本地企业主管部门或政府经协机构，应协助外地债权人提请人民法院采取清算偿付等措施解决。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省内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浅析律师的作用及辩护的现状
王胜宇
一、律师的作用概述
律师起源于司法活动，历史上最早的“律师”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的“雄辩家”和古罗马的“辩护士”，一直到罗马帝国时期建立律师制度，律师的身份才正式确立。如今律师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职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律师作为法律专家，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公民及社会组织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包括公权力的侵害)，以实现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虽然律师不是国家机构的正式公职人员，但是法律却赋予了其重要职责。美国是西方文明史中第一个规定享有律师权利的国家，“在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律师、公诉人和辩护律师是核心人物”，“美国最高法院规定不论被告人支付律师费用的能力如何，只要被告人没有被提供律师帮助，他就不能因有罪判决而被监禁”。德国规定，律师是独立的司法人员。法国《关于改革司法上的一些专门职业的法律》中规定，律师是以使诉讼程序与司法活动得以完满进行的法律工作者之一。由这些规定可见，律师是确保公平审判所必需的对许多被告人其他权利的必要保护。
律师作用的有效发挥，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文明发展水平和法治发达程度。中国正在朝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为发挥律师作用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律师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石。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法律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哪里有法制建设，哪里就会有律师的足迹。
目前社会上对辩护律师的评价和要求，或者过高，或者过低，以至于连律师自身都无所适从，说到底还是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没有弄清楚。一般认为，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
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诉讼法学界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美国加州刑事律师团主席克里斯蒂娜 •阿库达斯博士说：“一个辩护律师的法定职责是十分简单而明晰的，这一职责只有一个焦点、一项责任和一种忠诚，那便是为我们的当事人服务，而无须多虑由案件本身或我们的辩护行为所引发的其他后果。我们的职责不仅清晰而且崇高，我们从事的是由美国宪法授权的仅有的几项工作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均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在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中延伸出一个涉及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追求问题，即在国家利益和被指控人利益之间，刑事辩护律师应保护哪一方利益，是以被指控人利益为目的，还是以被指控人利益为主，兼顾国家利益?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就是维护被指控人的利益，如果让刑事辩护律师兼顾双重利益，必然会使他在诉讼中处于矛盾状态，混淆诉讼职能，无法履行法定义务。典型的情况是，假如辩护律师获知他的当事人杀人后的埋尸地点(他的当事人在开庭之前告诉他)，但被告人没有供述此事实，他就没有义务去揭发这一事实。因为从职能的角度而言，辩护律师的职责是辩护而不是控诉。辩护人制度设立的直接目的就是使辩护人充当被指控人的保护者，而不是控诉者。如果辩护律师采取不利于被指控人的行为将会破坏人们所期待的辩护人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都规定了刑事辩护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利益”。笔者认为，在诉讼过程中，刑事辩护律师难以执行，难以界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合法”可以被理解为是法律所保护的被指控人的各项正当权利。但如前所述情况，应被视为是“非法”利益，它同样需要辩护律师的保密。因为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合同建立的基础是被指控人对辩护律师的完全信赖，其中有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在被指控人和辩护律师之间，被指控人享有保密权，辩护律师则承担保密义务；第二，在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之间，辩护律师享有保密权。所以，规定“合法权益”的基本前提，必然会束缚辩护律师的手脚，也会给某些司法人员滥用权力提供借口。所以，辩护律师是被指控人利益的保护者，他不应承担兼顾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由于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还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从而更好的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是律师最重要的业务之一，也是最能展示律师风采的业务，这一业务理应成为律师积极参与的业务。但目前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却呈现了令人担忧、值得深思的现状。
1、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在实际中，许多地方存在侦查人员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其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项权利。虽然律师介人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是并没有将律师辩护延伸到侦查阶段，在此阶段律师的作用仅限于从程序上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对于实体问题的接触仅在于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了解有关情况，这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因此，在最需要获得帮助的侦查阶段，律师能提供的帮助却很有限，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2、律师阅卷权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技术鉴定材料。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但对案件的实体辩护而言，仅有起诉意见书和有关鉴定材料具有实质性价值，而对辩护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证据材料，律师则无从了解。而作为控方的检察人员能够阅看并熟悉全部案卷材料。在知悉多少案件材料这个问题上，辩护律师享有的权利显然与检察人员享有的权利极不平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辩护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件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犯罪事实材料”是指刑诉法150条规定的案卷材料，这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由于律师不能查阅全部的完整的案卷材料，在开庭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局面，难以发挥辩护作用。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会见权，但在实际中，律师的会见权受到诸多限制：
(1)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会见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对一般案件往往也以涉密为由不批准会见；
(2)不在48小时之内安排会见；
(3)律师会见的次数(只限一次)时间(30分钟之内)和内容(不得涉及案情)予以限制；
(4)会见时侦查人员一律在场，以监视律师纪录并经常以“违反会见的规定”为借口阻挠会见。
4、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问题。
律师调查取证存在以下问题：
(1)在侦查阶段律师无权调查取证，导致辩护所需要的证据无法及时、准确的收集；
(2)律师调查取证必须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这为拒绝提供证据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3)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不但要经人民检察院或法院许可，而且还要经被害人等同意，这使取证活动困难重重。
5、辩护律师的正确意见被采纳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三项原则之一是“审判机关的独立和中立原则” 。然而现实中，法官往往先人为主，身上的天平自觉、不自觉地向控方倾斜。在他们看来，“警官”、“检察官”、“法官”的称谓概括了他们同是“中国官员”的属性。公、检、法是一家，都代表国家，而律师则来自民间， 代表着被告，与当事人是一家。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根本没有辩方的位置。刑事诉讼法又赋予了公诉人双重身份，既扮演控方角色，行使国家权力，又扮演对整个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角色。
陈瑞华教授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辩护就是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对刑事诉讼程序‘富有意义的’、‘有效的’参与。”其核心思想是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刑事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而辩护律师在中国行使辩护权的过程，像是物理学中做无用功的过程，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可能达到你想要的或者是你本该达到的效果。如今中国的辩护律师就处在了如此尴尬的境地。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