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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法律修改已迫在眉睫(二)
------以湖北京山县佘祥林“杀妻”冤案11年一案作续谈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前面的话 ]
　　2005年3月16日《腾讯网站新闻》栏目转载了河南报业网-河南商报《河北青年被定“强奸杀人”而错杀10年详情(图)http://news.qq.com/a/20050316/000431.htm》，以及各媒体做广泛报道后，本人作了我国刑事法律修改已迫在眉睫一文，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作了粗浅分析，该在中国法院岗法制论坛发贴时，被其“总版主-如风”扣下不予发表，不发表的理由为“据河北高院调查后反应，河北高院并没有聂树斌这个案件”，并“建议你的文章做适当修改后再发表”。这里反映出两个刑事法律制度观念中二个非常重要问题，其一，对于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态度，即对冤假错案的态度问题，表面上看“河北高院并没有聂树斌这个案件”似乎很在道理，但试想一下十分可怕，省级行政区域内的死刑案省高级法院会没有这个案子？这种说法完全就是天方夜谭。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法院网的负责人也会听信此说法？其二、本文无非认为我国刑事法律存在必须修改的问题，司法制度必须改革以及必须建立错案追责制度的观点，而其“总版主”却要“修改后再发表”。谁也没有料到，在文章发表后不到20天，又发生了更惊人的湖北京山佘祥林案。佘祥林案暴露出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方面更多的问题，这一点在众多的媒体报道中已作披露，已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媒体报道的主要案情：
　　1993年腊月初十（阴历）凌晨两点半左右时，佘祥林妻子张在玉离家出走。
　　1994年4月11日，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县公安局民警经过排查，认为死者为张在玉，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当晚，佘被警方带走接受审查。
　　1994年4月22日，京山县公安局以佘祥林涉嫌故意杀人将其刑事拘留。
　　1994年4月28日，京山县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
　　1994年8月28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以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对佘祥林提起公诉。
　　1994年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佘祥林杀害其妻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5年1月10日，该案上诉至湖北省高院后，该院作出（1995）鄂刑一终字第20号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
　　1996年2月7日，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后将此案移送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起诉，后再次退查。
　　1997年11月23日，因行政区划变更，京山县检察院将此案呈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1997年12月15日，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将此案移交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起诉。
　　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被告人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8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法院接到佘祥林上诉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且该次裁定为终审裁定。之后，佘祥林在沙洋监狱服刑至今。
　　2005年3月28日，“死亡”11年的张在玉回到家中。
　　2005年4月1日，佘祥林迈出了沙洋监狱大门。
　　2005年4月14日，佘祥林重审案将开庭。
　　（主要案情来源：《腾讯网站新闻》2005年04月04日《湖北京山杀妻冤案追踪：尚存四大疑点(组图)》http://news.qq.com/a/20050404/000113.htm）

　　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比河北广平聂树斌案幸运的是，佘祥林被留下了“活口”，被害人其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不争的事实让该案各级司法机关无法否认其错案的事实，其也没有回避错案事实的余地。而10年前，王书金没有出现，聂树斌作为河北司法机关的铁案杀掉，而今虽然有王书金被抓获，但河北各司法机关仍有可能、有机会、有手段否认其是错案。因而河北各级司法机关现显出的是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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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暴露出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致命问题
　　1、佘祥林案错误最直观处在于，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上存在的问题。虽然佘祥林案死者是谁目前尚未确定，也许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个迷，但佘祥林的罪名是“杀妻”，其妻11年后尚存，显然认定当时的“女尸”是佘祥林妻子张在玉，是佘祥林错案的起点。湖北司法机关以及其刑事鉴定机关当时为何认定“女尸”是佘祥林妻子张在玉，现在不得而知。河北广平聂树斌案，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是凶手的经过与事实是“估计凶手还会作案，于是布下天罗地网，终于聂树斌出现了”，既然是强奸杀人案，死者身上必定有凶手证据，而聂树斌没有任何犯罪嫌疑人作案留下的证据，又如何认定为凶手呢？刑事案件的认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光需要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更重要的是要有依法、依据可靠的、科学的刑事科学鉴定出的能够直接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而湖北京山佘祥林案与河北广平聂树斌案在这点上完全属于“异曲同工”，没有死者与佘祥林妻子张在玉同一证明的司法鉴定，没有证明加害人证据与聂树斌同一证明的司法鉴定，产生冤假错案是必然而绝非偶然。
　　长期以来，在冤假错案中均对司法鉴定制度提出质疑，近若干年来，这一质疑不但出现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且多数民商案件也暴露出同一性质问题，即司法鉴定没有监督机制，司法鉴定结果没有人能推翻。有的民商案件，司法鉴定作了五次之多，且每一次鉴定结果都不一致，试想法院依据此如何判案？又如何能作出公正裁决。民商案件总有申诉的可能，而刑事案件人被错杀，生命则无法挽回。有幸的是，国家已民商案件的司法鉴定作出了统一的改革规定，而刑事鉴定改革尚未提到日程。
　　对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中还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刑事司法鉴定费用支付，原张家提出作DNA鉴定，但当地侦查机关要求支付2万元费用，而张家无力支付，故没有做此鉴定，仅以女尸的身高与体形判断。[]刑事司法鉴定费用本应司法机关支付，照佘祥林案如果需要亲属支付，岂不会形成有钱的可能案子不会错，无钱根本不保证案子正确，甚至是100%的错案。
　　2、对于刑事政策，我国长期以来提倡的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的形而上学观念，导致刑事司法机关，尤其侦查机关，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进了司法机关的人都是“坏人”，而要证明“坏人”最简单、最省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刑讯逼供。而不是把握“不重口供、重科学证据”的科学态度与科学原则，只要证据不足就放人，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我国实行“只要证据不足，就立即放人”的科学刑事司法制度，相信诸多这样的错案就会大幅度被扼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已作出“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但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作法是重口供轻证据，湖北京山佘祥林案与河北广平聂树斌案足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查找证据比诈口供要难千万倍，证据是证明犯罪事实的，一个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又何来证据。反过来讲，司法机关找不到证据，又不依法放人，自然就要依据口供，虽然他们明知依口供定罪错案发生的概率必然高，但他们也必须那么做，否则就无法破案。。在《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4日报道，原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因被怀疑是杀人凶手，昆明市公安局两名刑警对其采用了连续审讯、不准睡觉、拳打脚踢等刑讯逼供方式，迫使其“承认杀人犯罪事实”，编造犯罪经过，并在经办干警的带领下“指认作案现场”。导致杜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上诉后被云南省高级法院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直到2000年6月，由于另一起杀人劫车案的告破，才使杜的冤情被洗刷，在关押26个月后被无罪释放一案中，杀人凶器“枪”始终没有找到，但杜培武经二审仍被判死缓。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学会副会长陈卫东教授在谈及此案时说“杜培武运气好，在即将被执行前真凶被抓获”，陈卫东教授的意思非常明显，即现行刑事法律制度无法解决杜培武错案，而杜培武能活命是得以运气好。湖北京山佘祥林虽然错案11年但总算活下来，运气也算将就，而河北广平聂树斌的运气则十分差，根本就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与机会。

　　二、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暴露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大问题
　　1、刑事诉讼制度的问题：凡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都知道，程序是保证实体问题得以正确裁判的基本保证。在民商案件诉讼中，律师可能向法院提出程序违法的问题，不少法官对律师纠缠程序问题而大为光火。这些能向法院提出程序问题的律师正是在向希望法庭正确适用程序法来保证当事人的实体问题以及合法权益在诉讼中能得到切实保障，这正律师维护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体现。在诉讼中轻视程序问题的法官不是好法官，不重视程序问题的律师不是好律师，至少是个不称职的或称业务素质较低的法官或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程序问题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司法机关中，法院审理阶段中的程序问题相对侦查阶段与检察公诉阶段的程序问题显现出来要多些。而侦查阶段与检察公诉阶段中，律师基本无法界入，故其程序问题可以说外界几乎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阶段中，存在的程序违法问题不但无界无法知道，就连法律监督机构的检察院也未必知道，法律监督多数是形式和走过场。
　　而刑事案件的冤假错案往往在其源头——侦查阶段便开始产生，这就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的根本重大缺陷之处。而这一问题往往被社会舆论归结于刑讯逼供被掩盖，而不被社会所认识。对于人的生命的法律保证，必须依靠法律，实质上就是必须依靠程序法的正确、科学与正确适用，严格执法来作根本保证，而不是靠教育人、提高人的素质等渠道来间接保证。过去公安机关作为专政工具，其对象是敌人，其工作具有秘密色彩，其工作的依据是政策，这种状况是适应过去专政需要的。而今天的公安机关是政府执法机关，是侦破社会存在的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其执法的依据只有国家法律，既然是执法就应当公开、透明、公正并接受社会、人民群众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这一问题不解决，冤假错案产生的势头将永远不可能得到扼制，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避免。
　　2、刑事审判中的程序违法：对于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中违法问题，原本理论上可以通过审判程序中正确适用程序法律来加以克服与避免，一个完成的冤假错案，无疑审判程序中也存在严重问题。
　　在佘祥林案中，“陈卫东说，本案中，高院存有滥用发回重审的嫌疑。刑事二审程序中，上级法院如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在立法本意上，发回重审应该列为特殊情况。此案中，佘祥林被判决两次死刑，高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5个疑点，讯问承办民警了解原审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却没有查清事实后改判。此前，湖北高院的发言人也称：在案件办理中顶住了“死者的亲属上访和220名群众签名上书”的压力，由于案件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受外界干扰较多。陈卫东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官一般不愿意让案件在自己手中作个了断，就裁定发回重审，回避矛盾。陈卫东认为，本案说明“发回重审”制度存在弊端。另外，近年来建立的“错案追究制度”使法官个人的经济收入、升迁前途与案件的处理情况有着越来越多的联系，这也使得法官愿意将这种职业风险加以转移。”[3]
　　“根据《刑事诉讼法》，本案的办案程序应该是：京山县公安局侦查———京山县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侦查结束，案件移交京山县检察院———京山县检察院审查后，根据管辖权的规定，将案件移送荆门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荆门市检察院向荆门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荆门中院审理，判处佘祥林死刑———湖北省高级法院进行死刑核准。从披露的事实看，在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后，按照程序荆门中院不能将案件退回到同级检察院。但实际情况是，此案不仅被退到荆门市检察院，而且还被退回到京山县检察院。第二年，此种情况竟再次出现。”对此，陈卫东说：“公民的权利如果法律不禁止便可以行使，但公、检、法机关的诉讼权利属于公权，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则不得行使。”他认为，首先本案中，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把已经二审的案件退回检察机关，导致诉讼程序倒流。 [3]
　　1997年12月15日，荆门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将该案又移交京山县检察院起诉，最后案件又被起诉至基层法院———京山县法院。荆门市检察院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退一步讲，即便是这一判断成立，案件也应由荆门中院审理，没有移交基层法院的道理。陈卫东判断，佘祥林案交由基层法院审理的另一个考虑可能是：佘如上诉，荆门中院（发回重审前的一审法院）即可终审判决，不会再出现高级法院二审的局面。佘上诉的结果可想而知，果不其然，后来，佘的上诉被驳回。“违反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3]
　　在民商案件以及行政案件诉讼中，法院为拖案子，常用法宝是“发回重审”与“中止审理”，其危害性主要想拖案子，在客观上，也有“致诉讼程序倒流”的现象，但一般不显现出刑事案件那样的危害性与后果。而在刑事案件诉讼中，程序违法的严重后果有二：其一、直接裁判错误；其二、不能克服和消除前两刑事阶段中错误，甚至加剧其错误，佘祥林案就是这样的结果。因此形成了“佘祥林案中，当地公、检、法机关践踏司法程序、极力追求佘祥林获罪致使佘蒙冤11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学会副会长陈卫东分析称，刑事诉讼中“发回重审”程序存在的弊端和司法机关违反程序办案是造成此次冤案的主要原因。[3]

　　三、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暴露出司法机关严重违反《刑法》的重大问题
　　据媒体报道的本案案情，1997年12月15日，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将此案移交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起诉。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被告人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8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法院接到佘祥林上诉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且该次裁定为终审裁定。之后，佘祥林在沙洋监狱服刑至今。既然佘祥林获“杀妻”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应当是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而“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那佘祥林的行为是一个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杀人犯，那佘祥林的行为是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佘祥林妻子张在玉离家出走近三个月后，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最后司法机关认定是佘祥林“杀妻”，对于佘祥林而，要么构成犯罪获刑，要么无罪，最后认定“被告人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其完全违反我国《刑法》。
　　

基层法院反腐败抓源头工作探讨——永春县人民法院

摘 要：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廉洁与公正是社会希望所在，也是建设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之一。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玷污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毁坏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本文从研究司法腐败的特点入手，分析法院系统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从源头上加以解决。

关键词：司法腐败 司法公正 廉洁

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当司法腐败盛行的时候，司法还能够担当起正义防线的重任吗？培根曾经说过，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诚然，对普通的公民而言，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特定的个案，它更是对公民法律信仰的摧残，对社会正义期盼的打击。
腐败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与公共权力同生共长。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朝自我膨胀、权力变异、权力腐败的方向发展 ，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着人民和法律赋予的司法权，肩负着维护法律权威、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利益、规范社会秩序的重大责任。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腐败的主体正在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危害程度也日趋严重，已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几年，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通过加强“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推行审判公开，查处司法腐败案件，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司法腐败。只有从根本上克服司法腐败，才能高高挚起司法公正的利剑，从而创造一个正义至上、人权不可侵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
一、司法腐败的内涵及特征
所谓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取或保持不正当的私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从事非法行为。司法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它切断了人民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 ，消解了法律的权威，摧毁了人民对法律的信赖，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如果司法被腐败侵蚀，那么不只是失去司法的威严，还有公众对法律的失望，乃至对社会公理的绝望。司法腐败具有一般腐败的共性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自身亦有不同于其他权力腐败的特征。
（一）司法腐败发生在司法权力的运作过程、运作行为之中。诸如审判、执行等等，都属于司法权力的运行过程或运作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腐败，即为本文所理解的司法腐败；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则不属于司法腐败。比如，某法官为了职务上的晋升，向法院院长行贿，在这样的事例中，无论是法官的行贿还是院长的受贿，都不是司法腐败。虽然它发生在两个法官之间，但它属于其它类型的权力腐败，而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这是上下级之间的贿赂行为，与“司法行为”、“司法过程”、“司法权力”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二）司法腐败的基本形式，是司法权力与金钱（或其他利益）之间的交易。比如，某刑事被告人依法应当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司法人员接受了被告人的巨额贿赂，结果仅仅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方式。分而言之，司法腐败中的钱权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司法人员凭借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二是司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权之外，以直接违法的方式与当事人进行钱权交易。实践中的司法腐败大多表现为第一种类型，因为它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作为掩护，比较隐蔽，腐败者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小。当然，在钱权交易这种基本形式之外，司法腐败还存在着其他的方式，比如，为了迎合某种势力，或者是为了不触犯某种利益，应当受理的案件却不予受理 ，这样的“司法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交易，可以视为钱权交易的一种延伸 。
（三）司法腐败的主体，既可能是法官，也可能是法庭或法院。在司法权力由法官个人直接行使的情况下，行使权力的法官（一个或数个）是司法腐败的主体。比如，法官在接受贿赂之后，作出了有利于行贿者的判决或裁定，就属于典型的“法官腐败”。但是，司法腐败也可以表现为“机构腐败”，如司法机构以司法权力作为交易的筹码，为整个司法机构谋取非法利益 。如果说前一种司法腐败追求的是个体利益，那么后一种情况追求的则是司法机构的团体利益。
二、司法腐败的原因
司法腐败的行为主体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行为表现是司法不公，其手段表现为滥用职权，其目的是为本人和他人牟取非法私利。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是主观、客观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主观上讲，司法腐败的根源在于司法者人性的缺陷、个体的需要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客观原因；从环境上讲，社会结构的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司法腐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这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多种利益的诱惑，使我们的某些司法人员打起了手中权力“寻租”的算盘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个人私利，大搞钱权交易，收礼受贿、徇私枉法。此外，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家经济并不强大，国家对司法的投入相对较少，有的司法机关为了解决办案的经费问题和司法人员的经济待遇问题，动起了钱权交易的念头，让当事人交了不应该交的费用等，滥用司法权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二）司法主体素质不高及缺乏法治信仰。
从我国目前司法人员构成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司法机关进人的门槛太低，以致司法人员的来源成分非常复杂，许多人没有在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院系接受正规的法律教育和培训便成为法官，导致法官的专业化程度至今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法官法》，提高了法院的进人条件，并统一了全国的司法考试，初步实行司法从业资格的一体化。但是，从近几年来的执行情况看，并不尽如人意。仍有相当数量的不合格人员进入了法院，其法律素质偏低，对法律的理解与尊重不够透彻和全面，常常视法律为工具，缺乏法律至上、法律至圣和法律至尊的法治信仰。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松弛与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激励制度不健全、监督约束制度不健全、惩戒制度不健全。如对法官办案，更多的人关注的是案件的结果是否公正，而对程序是否合法，却很少有人追究。事实上，没有合法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作为司法人员更是深知其中的漏洞，再加上目前对司法人员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为司法权寻租留下漏洞，使得少数司法腐败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对少数司法腐败分子惩处不严、处罚过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腐败行为。
（四）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不恰当干预。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维护司法公正、保持法律尊严的前提。当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和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使中国现今的司法体制仍颇受其影响。一方面是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不独立，仍隶属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另一方面是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及其人事部门（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政府的人事部门与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法官被视同一般行政人员，其选拔、任用、晋级、管理上多仿行政人事制度，这样，司法就常常受行政的干预，法院及其法官还不能完全独立行使审判权。因其他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比较严重，行政干预、外界干扰、人情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三、司法腐败的危害
司法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前，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已是国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
（一）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致命残害。无论一国的立法水平何等高超，法律体系多么健全，如果司法公正萎靡，司法腐败嚣张，则法律形同虚设。所以说，司法腐败是对国家法制最严重的破坏。司法机关是国家执法机关，其职责是运用国家法律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司法人员是具有特定身份的执法者，他们知法、懂法、用法，对法律规定及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然而，司法腐败正是借助司法这一特殊职权，打着执法的旗号牟取私利，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以合法的形式作掩护，利用法律空隙，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司法腐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承办案件中，只能服从法律，处于中立者的地位。腐败行为则会导致有法不依，偏袒放纵一方而限制约束另一方，使案件处理不公，造成冤假错案，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果是误导人们对司法的认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流传着“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案子没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说法。
（三）司法腐败损害法律尊严和国家权威。腐败的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处于不公正状态。有些司法人员包庇犯罪，为违法犯罪者通风报信，对正当的诉讼当事人索、拿、卡、要，这不仅阻碍了国家法制建设进程，也导致了司法环境的恶化。司法腐败冲破了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使人民群众获取保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民众不再相信司法机关，进而对国家法律失去信任和尊重，法律也将不能被普遍遵守，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更是无从谈起。司法腐败直接动摇着法律权威，而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其被破坏，国家权威就受到威胁，社会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四、解决基层司法腐败的对策建议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述：“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 腐败来源于权力滥用，要治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司法腐败问题，当然有待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其他各种外部条件的改善。但是，从司法自身的角度来看，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还在于进一步加强对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一）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法律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推进司法改革，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的“一府两院”的模式。如上所述，事实上法院不具有和地方政府相并列的地位，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受制于政府，这在基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国家必须实行由中央政府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予以单独立项、单独调配，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司法机关人事安排、办案经费等方面的独立性，以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法独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因为我国司法独立的构造是以国家权力和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党对司法的领导是最高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但不是具体的领导，更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干预。司法独立在我国法治系统工程中主要指司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尤其不能受党政领导人的个别干预 。
（二）重视并提高基层审判人员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司法权是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生杀予夺的国家权力，司法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和财产安全。因此，为了使司法权得到正确、合法、及时、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员必须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首先，要建立严格的任用制，确保司法人员进入时即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即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其次，要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着重加强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再次，要从担任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律师中选任司法人员，充实司法队伍 ；最后，要完善对法官的惩戒机制，着重加大对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的惩戒。
（三）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待遇。这可以迫使司法人员在试图用司法权换取个人利益时，慎重考虑其得与失、成本与收益，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洁的根本所在。司法的公正和廉洁是需要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和落实的。美国著名学者普朗克认为，这些制度应包括法官的终身制和退休制、固定和充足的收入、任职资格的要求、有限的司法豁免。为了保障司法官员严格执行法律、独立地审理案件，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这种司法人员的保障是全方位的，既要有身份保障，又要有待遇保障。实行职业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员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
（四）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发挥监督效力。司法人员的人事应由地方块块管理变为条条垂直管理，其教育、选拔、任用的程序可参照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严格考察，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注重考察工作的实绩。通过深化司法队伍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相关制度，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教育、监督三者有机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司法队伍人员考察监督机制和任免机制。
（五）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公开司法活动。监督是防范腐败、源头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我们认为基层法院可以从四个方面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邀请人大代表协助案件调解，搭建主动接受监督的平台，增强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监督的有效性。二是聘请执法监督员，不断完善长效监督机制，执法监督员的组成要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三是实行信访听证制度，出现信访人投诉且必要时，要适时举办信访听证会，可邀请政法委、法制委、效能办、信访局人员及信访人所在地人大代表作为特邀听证员，参与听证过程，分析信访原因，甄别案件公正与否，疏通监督渠道。四是改进院长接待日方式，加强院领导与当事人的沟通，便于当事人对审判或执行结果意见的直接诉说，有效根除缠诉缠访现象，确保每一起案件过程公开透明。
（六）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减少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查处不力、治“官”不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对发现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要一查到底，在处理上要严格，决不手软，决不袒护；要结合群众反映多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人员，抓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
五、结语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特别是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宁稳定，人民才有最后的保障。只要我们重视并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干部任免制度，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惩处违法违纪的力度，就一定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司法腐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崇高信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