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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姓名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姓名权方面的纠纷不断增多,其重要性也将不断凸显。由于我国目前民事立法中有关姓名变更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公安机关在日常户籍管理中因公民申请变更姓名而与之发生的法律冲突日益增多。因此，亟待加强姓名权的立法，依法规制和保护公民的姓名变更权，以全面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自然人是否有权任意变更其姓名，是一个属于公法范畴的问题。但同时，姓名的取得和变更又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私权，应受私法的调整。笔者认为，在私法已对姓名变更权予以肯定的情况下，亦可以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对公民行使姓名变更权作出一定限制，但限制应当遵循合法与合理的原则。坚持合法的前提即意味着对姓名变更权的限制应当有立法规定，这一立法必须公开透明；坚持合理性原则则表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任何限制权利的规定都应当有合理的立足点。

　　一、姓名变更的原因及种类

　 由于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加上个人的喜好不同，现实生活中更名改姓的现象已经很平常。

　　在当今社会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自主决定更名改姓，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为了方便生活、学习、工作而变更姓名，如一个在单位上班，叫同一个名字的人有三四个，很是不便，为此，而变更原来的姓名；

　　二是基于认祖归宗，如本人或者其长辈原来被异姓人收养而改姓，现在又想认祖归宗而改回原姓；

　　三是由于迷信，认为自己的姓或者名不好听、不吉利，意图通过更名改姓给自己带来好运；

　　四是通过更名改姓过到一种非正当的目的，如通过更名改姓逃避法律的制裁。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人来说，其更名改姓原因大多基于父母，特别是由于离婚而引起的未成年子女更名改姓更是与日俱增：

　　一是出于生活学习的需要。现实生活中，为孩子起单字名的现象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同名同姓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有利于孩子的生活、学习以及将来的工作，而为未成年子女变更姓名；

　　二是为了维护家庭生活的需要。现实生活中，离异的双亲往往会选择再婚，特别是母亲一方带未成年子女再婚，往往会造成一家三姓，当继父在社会生活或者孩子在学校中被不知情的邻居、同学或者老师问到为什么时，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三是出于报复心理。有的女当事人认为前夫传宗接代思想严重，所以要给小孩更改姓名，让他家“断子绝孙”，仿佛更改子女姓名之后，子女与另一方的关系就不复存在了；有的男当事人原是“招女婿”到女方家落户的，子女原是随母姓，离婚后孩子判归自己抚养，便将孩子变更随父随了，让女方家原想通过招女婿，续“香烟后代”的理想破灭；

　　四是寻求心理平衡。有的因为对方有过错而离婚，无过错一方因为心理失衡，便随意变更子女姓名；

　　五是由于被收养。未成年子女被依法收养，未成年子女与送养人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依法解除，而与收养人之间建立了父母子女关系。收养人基于收养而变未成年子女的姓名；

　　六是非婚生子女被生父认领。由于非婚生子女的特殊性，一般来讲，出生后会随母亲姓氏，在不知其生父的情况下，可能不存在被认领问题，而在其生父认领时也会存在为其更名改姓的问题。

　　二、姓名权变更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基本法关于姓名变更权立法的缺漏和滞后，在实践中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已经反映出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 引起权利的滥用

　　一些人认为，既然姓名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格权，法律对如何变更姓名又无明文限制，怎么改名当然就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决定，外界无权干涉，公安机关对于改名申请应当核准而不得拒绝。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的姓名是与其所进行的经济或其他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18周岁以上的成年公民，改名往往会对其原有社会关系产生较大影响，如婚姻家庭关系、人事档案、银行账户、信用证存储信息、房屋产权、医疗保险、人寿保险等，都要做相应更改。更严重的是，一些为了逃债而改名的人改名后，会给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带来极大不便，一些为了逃避刑罚制裁而改名的人改名后，则会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极大障碍。所以，从便于公安户籍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看，应对更名权进行合理规制。

?????（二）造成权力的错位

????公民姓名变更问题不仅涉及公民的民事权利，也与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密切相关。民事法律对姓名变更的“规定”长时间缺位，给作为户籍管理主管机关的公安机关带来很大的影响，致使公安机关无法“依照规定”为申请公民办理姓名变更手续。为有效实施行政管理，解决姓名变更的法律规定缺漏问题，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在实践中都相继出台了一些内部规范性文件，对变更姓名行为进行规制。然而，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这些规定都不属于《立法法》上所述的“立法”行为。因此，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对姓名更改权进行限制的规定属于“立法上的错位”，对外当属无效。同时，姓名变更权是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之一，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一般应由法律加以规定。即使是考虑到我国法制进程的具体情况，至少也应当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户籍管理主管机关对公民姓名变更进行限制，在执法中有公权力过度扩张之嫌。

????（三）自由裁量的失准

　　由于公安机关对是否同意变更姓名的把握依据的是公安机关内部的规范，因此，事实上公安机关对姓名变更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允许变更姓名完全由公安机关掌控。如果公民姓名中有生僻字，在公安机关户籍管理计算机信息录入时发生障碍，公安机关会极力劝导相关公民变更其名字，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变更姓名的请求。而对于户籍登录中没有录入障碍的当事人要求变更姓名的，一般均须具备“特殊情形”，如妇女去掉夫姓、僧道人员还俗、姓名含有冷僻字的、谐音不符合公序良俗以及收养关系成立或解除等。至于没有特殊的申请理由要求变更姓名的，公安机关均从严控制，一般不予同意变更。所以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但由于公安机关的强势地位，地方法院在审理姓名权变更的行政争议案件中一般都出于维护稳定的大局，优先考虑维护公安机关的权威，致使行政救济途径对当事人而言徒有形式。

　　三、完善姓名权变更制度

　　摘要：以非监禁刑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它的出现与发展对刑罚执行制度影响深远。我国紧跟时代步伐，于2011年颁布了《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经过长期的理论论证和实践经验总结，我国又于2012年正式颁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加强和改进了对特殊罪犯的管理和惩治方式。

前言

2003年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激发了我国对社区矫正的思考，也引导理论界和实物界进一步深入探究刑罚执行问题。社区矫正的试点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国对社区矫正的审视和思考，而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不仅是对社区矫正的制度性确定，更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此项制度。

一、社区矫正概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刑罚的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即产生了帮助罪犯复归社会的指导思想。[①]于是，社区矫正应运而生。一般认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社区矫正是由美国率先推行的，由于其注重对犯罪人的改造、完善而不是报复；因此，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刑罚发展的趋势。

（一）社区矫正的内涵

社区矫正，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在我国，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矫正的特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社区矫正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主体的特定性

在社区矫正中，国家机关承担着指导者、决定者、监督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由特定的机关负责执行特定的工作。在我国，社区矫正的指导者、决定者、监督者和具体执行者是特定的，指导者是司法行政机关，决定者是司法机关，而监督者则是公安机关。

2、对象的类型化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特殊类型的罪犯。作为社区矫正对象的罪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按照刑法的明确规定，只有被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或者裁定假释的罪犯才可以进行社区矫正。因此，其特殊性便在于上述几种罪犯的罪行较轻或者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良好表现；其本质是罪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人身危险性极大地降低。

3、矫正的地域性

顾名思义，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而非监禁场所进行的。社区矫正强调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行为上甚至是精神上的矫正。执行社区矫正的场所是在社区之中，罪犯可以在自己居住或者长期居留的社区环境中参与社区矫正，完成审判机关判决的事项，或者进行社区矫正机构指定或者鼓励的事项。

（三）社区矫正的起源

社区矫正，也被称为社区处遇，是相对传统的机构式而言的一种新兴的犯罪处遇方式。[②]而新的处遇方式是需要全新的社会理念作支撑的，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兴起的罪犯再社会化思潮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理念。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学派主张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和再社会化，使社区矫正思想由孕育走向成熟，并逐渐由学说渗透到立法，再转化为各国的司法实践。

1、社区矫正的探索——犯罪寄宿所的建立

19世纪初期，美国就出现了构建社区矫正的伟大尝试，但却鲜有成功案例。19世纪中叶，第一个罪犯寄宿所艾萨克·E·霍珀之家的建立，可以说是社区矫正的里程碑。此后，30年内类似的寄宿所在费城、芝加哥、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相继出现，都由私人社团出资并管理。

2、社区矫正的构建——缓刑、假释制度的形成

社区矫正的另一形式——缓刑——也是在美国发起的。1841年约翰·奥古斯塔斯到波士顿治安法院的囚犯羁押处要求把酗酒犯释放出来交给他看管，此后的18年里，奥古斯塔斯一直持续从事义务监督活动直到去世为止，以保释缓刑的方式总共接收了1946名罪犯。

社区矫正的又一形式假释，是在1876年由美国纽约州埃尔米拉教养院开始实施的。早期的假释是对保持良好行为至少1年时间的犯罪人的奖励。以后各州纷纷推广假释制度，直到1900年，20个州有了假释法；到1922年，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都通过了假释立法。

3、第一部社区矫正法的颁布

美国作为社区矫正司法实践的先行者，其在立法方面的成果尤其不容忽视。20世纪30年代中叶后，美国行刑领域称谓发生重大变化，“刑罚领域”更名为“矫正领域”。1954年，美国监狱协会更名为矫正协会，标志着行刑理论和实践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法》出台，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的诞生。

（四）我国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