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与构建：中国现代司法决策能力论纲
毛德龙
作者简介：
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迄今为止，在《现代法学》、《人民司法》等国家核心期刊上共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三篇在全国法院学术论文讨论会上获奖，一篇获2004年度广东省法院系统调研成果一等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主持编写著作一部，其中《破产法研究》系司法部重点课题。
论文提要：
司法决策能力是司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方向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当前社会经济转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正处于一个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期，这些都对我们的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司法决策能力刻不容缓。本文分析了司法决策能力的内涵、理念、程序、检验标准和责任追究制度，提出了提高司法决策能力的制度构架，还提出了制定《人民法院重大司法决策基本框架》的设想。全文共8121字。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在《决定》作出之后，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从各自具体的工作实际和工作特点出发提出了提高能力的意见和做法，最高法院自然也不例外。2005年1月22日肖扬院长在最高法院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指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命题，就是要保证党具有领导广大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本领，始终保持能力上的先进性。根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我们联系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提出了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问题。 …对于人民法院来说，要增强六种能力，就是增强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增强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增强依法处理矛盾和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增强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增强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增强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则要着重增强三种能力，即司法决策能力、司法管理能力和司法审判能力。对广大法官而言，则要着重增强四种审判能力，即着重增强适用法律的能力、驾驭庭审的能力、诉讼调解的能力和判决说理的能力。” 2005年4月4日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着重强调了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为人民法院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载体，是党通过司法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是党通过司法途径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必须通过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司法活动，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适应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意见》还指出：“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主要包括，增强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增强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增强依法处理矛盾和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增强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增强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增强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
在最高法院提出的应当着重加强的人民法院的六种能力、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的三种能力以及人民法官的四种能力中，其中司法决策能力的提法应当说是比较新颖的，而司法决策能力又恰恰是目前之中国社会变迁、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司法决策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和司法改革的大局。以前我们法院系统总是习惯性的强调以审判为中心，从而不同程度的忽视了司法决策对审判工作的巨大影响，没有正确的司法决策，也就不可能有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和突破创新，因此最高法院提出增强司法决策能力的《意见》，在司法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今天，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最高法院的《意见》提出了司法决策能力的理论以来，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司法决策能力还都基本上处于漠视状态，对司法决策能力的意义还都没有进行一个深刻的反思和认识，对司法决策能力还没有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明晰司法决策能力的概念和内涵，探索增强司法决策能力的途径和方法，把握司法决策的规律和原则正是本文的用意所在。
二、几个关键概念的廓清
研究司法决策能力首先必须弄清楚决策、司法决策、决策能力等几个关键概念。
（一）决策。对于“决策”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将决策形象的理解为拍板、作决定。 按照现代决策学理论，决策是人们对未来实践的目的、方向与达到目标的原则、方法和手段所做的决定。或者说决策就是针对某一问题，确定反映决策者偏好的目标，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科学方法从多个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优方案的过程。 决策有以下几个特征：1、决策要求有明确而具体的决策目标；2、决策以充分了解信息为前提；3、决策要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4、决策要求对备选的方案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5、决策追求的是最优的效果。决策是一种决定，但又与决定不同，决策往往是对重大事情、经过比较严密论证的决定。决策与决议也不相同，决议一般是比较重大会议之后形成的一致认识或看法，决议中可以包含某种决策，但大多情况下仅仅是重要会议的一个结论性的文件。决策与判决亦有重大区别，判决是一个法律上的专有名词，一般不能泛化，它是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某一个具体案件作出的特定的处理意见。
（二）司法决策。对于司法决策，我们还比较陌生，通常见到的是公共决策、行政决策与经济决策等相关概念。所谓公共决策，一般定义为国家、政府及执政党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应，为宏观调控经济以及社会的运行而作出的决策。 行政决策则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部门对重大事项所作出的决策。 所谓经济决策，又称市场决策，它是指市场主体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对生产、采购和供应所作出的决定。从上述概念类推，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司法决策就是司法机关对司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事项，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既定的目标所作出的决策。当然司法决策毕竟有其特点：首先，司法决策的决策主体是司法机关，通常是司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其次，司法决策要遵循司法规律。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权具有中立性、被动性、判断性、终极性、独立性等方面的特征， 它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趋向，而行政权则往往以效率为第一目标；最后，司法决策的事项都是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项，包括司法审判活动、司法管理活动、司法后勤保障活动、判决执行活动、司法机关对外交往活动中出现的重大事项。
（三）决策能力。所谓决策能力，也就是决策水平，决策能力高低的判断标准一般要用决策效果来判定。决策是否确实解决了面临的难题；决策是否符合决策者的目标；决策是否具有效率；决策是否合乎法律和社会秩序；决策在社会上是否得到了正面的评价等等，这一些都是评价决策能力的要素。换句话说，决策的正确性、效率性、实用性就是决策能力高低的评价标准。
（四）司法决策能力。通过对上述三个范畴的归纳综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决策能力就是司法机关主要是司法机关的领导干部针对司法运行过程中（包括司法审判活动、司法管理活动、司法后勤保障活动、判决执行活动、司法机关对外交往活动）出现的重大事项，为实现一定的决策目标，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分析判断、择优选择解决方案的能力。
三、司法决策的主体及客体
（一）决策主体。对于司法决策的主体，从肖扬院长的讲话来看，应当是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湖南省高级法院江必新院长也倾向于认为司法决策的主体是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 也有实务界资深大法官认为：“司法能力的主体，是人民法院这个整体。尽管从微观上看，司法能力是由每个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能力构成的，但论及司法能力，应当是指人民法院整体所具有的能力。”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但笔者认为将司法决策的主体细分为决策主体和参与主体似乎更加合理，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决策一方面强调领导者的作用，但实际上任何一项具体决策的形成，都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的安排，尤其是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领导决策相结合的现代决策机制的形成，使决策主体不再孤独单一而是更加丰富具有多重性。
1、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准确的说应该是人民法院的领导集体，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司法决策主体。就一个法院来讲，大多数的重大事项都是由院党组、院党委或者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但有时也会在审委会或中层领导会议上进行研究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决策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的集体，不是院长或者党委书记个人，尽管院长和党委书记可能在决策中起着核心作用，但决不能以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惨痛教训的，邓小平同志就曾沉痛的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2、人民法院的全体干警作为司法决策的参与主体，在现代司法决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决策与传统决策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 例如，在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起草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意见》中就强调了决策问题没有系统调研不决策的制度以及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要求省政府及各部门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公众对拟决策事项的意见和建议，做好有关解释咨询工作。在司法决策中，建立健全人民法院全体干警的决策参与机制正是现代司法决策理念的必然要求。
（二）决策的客体或者事项范围。并非所有的司法运行过程中的事项都要经过严格的遵循既定程序的决策，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必须对司法决策的客体或者事项范围作出一个大致的界定。例如《成都市青白江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暂行办法》第二条就界定了决策的事项范围：1、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财政预决算草案；3、政府直接投资且投资总额超过500万元的项目；4、有关全区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重大政策措施；5、其他对全区社会稳定、经济影响重大的问题。《河北省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意见》中也对决策适用的事项范围作出了一个大致的界定，该意见适用的事项范围是“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省级预算、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性事务、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大型项目等”。
对于人民法院司法运行过程中应当通过规范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重大事项，笔者以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出台或者发布具有约束力或者指导性的意见、制度等规范性文件；2、人民法院重大的司法改革举措或者试点； 3、在遵循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对一些影响特别重大的案件也可以适当引进这种决策机制；4、对人民法院的全体干警的福利待遇有重大影响的决定；5、涉及人民法院的一些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事项；6、其他院党委或者院党组认为应当按照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事项。
四、司法决策的理念及程序
（一）司法决策必须具备的理念。所谓理念，通常是指对事物的认识、观念、信念或者价值观，司法决策所必须具备的理念是指司法决策运作过程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它是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对司法决策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依笔者之见，现代司法决策的理念至少应当包括：1、依法决策的理念。就是要求整个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结果合乎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司法决策最基本的要求；2、科学决策的理念。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广泛运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尊重司法规律，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提高决策的质量；3、民主决策的理念。就是要求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不同意见和多元化的利益得到充分和客观的表达，重大决策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和表决，防止和杜绝个别领导干部凌驾于集体组织之上；4、公开决策的理念。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之外，所有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都应当公开，使群众对决策事项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二）决策程序。司法决策的过程是决策主体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平衡的过程，决策程序的公正性和严密性，直接影响到司法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季卫东先生所言：“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重要基石。”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拟决策事项的性质和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程序，一般而言，一项列入司法决策范围的事项应当经过以下程序：
1、调查研究程序。在《河北省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意见》中就有决策的问题没有系统调研不决策的制度，可见调查研究对于现代决策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的将那些不懂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比作“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们可以说，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司法决策。
2、专家论证程序。在现代决策中，专家论证程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专家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司法决策程序中的咨询环节，规定专家论证程序，有利于发挥专家学者“智囊”作用，在制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听证程序。听证程序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广泛应用于公共决策领域的一种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程序，“决策前必须听证”在西方和日本几乎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力必须公正的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既是法治的原则，也是实现法治的程序。 听证程序是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以及公开决策理念的具体制度保障。
4、公示程序。一项重大的司法决策，公示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a拟作出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的基本情况；b拟作出的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的可行性说明；c有关统计数据和调查分析资料；d法律分析意见书；e成本分析；f论证过程；g群众以及媒体的反映。
五、司法决策的评价以及责任追究
（一）司法决策的评价。对于一项具体的司法决策，其检验或者评价的标准既有宏观标准，又有微观标准。宏观标准是什么呢？只能是实践。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他进一步强调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当然，由于宏观标准的长远性、宏观性和非操作性，对于一项具体的司法决策而言，有时很难适用，因此，我们必须为一项具体的司法决策确立一项微观评价标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对于一项具体的司法决策，评价或者检验的标准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因素：（1）该司法决策是否符合现代司法决策的理念，即是否贯彻了依法、公开、民主、科学的理念；（2）该司法决策是否遵循了既定的决策程序；（3）该司法决策在社会上的反响和媒体的评价；（4）该司法决策是否收到了人民群众以及人民法院全体干警的拥护和支持；（5）该司法决策是否解决了现有的困难；（6）该司法决策带来的后果如何。如果综合衡量以上因素之后，该司法决策的评价是正面的，我们就可断言该项司法决策是一项成功的决策实践。
（二）责任追究。对于不遵循既定决策程序或者一项负面影响重大的司法决策，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法律或者纪律责任是现代司法决策不可或缺的制度内容。我们以前的司法决策，正是由于决策主体之间的职责没有彻底划清，决策能力有限，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且缺乏刚性，信息不充分，决策不及时，决策监督控制不到位等原因，决策失灵、决策混乱、决策质量低下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不仅降低了司法决策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效能性，使司法决策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损害公共利益，降低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笔者认为，建立健全司法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至关重要，但司法决策的责任追究毕竟同一般的法律责任不同，我们在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谁决策，谁负责；2、对于构成渎职和玩忽职守的责任主体应当依法追求其刑事责任；3、司法决策的后果应当作为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应追究责任；4、是否遵循既定的决策程序是确定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5、要区分错误司法决策和一般的决策失误，防止打击决策者的决策积极性和自信心；6、要区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以及一般的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
六、提高司法决策能力的途径：制度构建
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新思想和新观念交相鼓荡，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阶段，人民对司法的需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过，中央提出的提高执政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更是对今日的中国司法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为适用这一要求，中国的司法改革也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进行，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分别出台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先后进行了机构改革、厅级干部竞争上岗、公开招聘高级法官等重大改革，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选任审判长、司法仪式、证据制度、行政诉讼以及审判回避等一系列改革。客观的讲，这些司法改革措施取得的相当大的成效，一举扭转了司法权威急剧下降的局面。但毋庸讳言，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司法不独立以及立案难、执行难、申诉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据统计，到1999年6月底，全国法院未执结的案件达85万余件，涉及标的金额2590多亿元，还发生了多起司法机关高层领导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司法改革还缺乏统一领导和整体规划，零打碎敲、各自为政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加强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就成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最高法院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增强的六种司法能力、人民法官应当着重增强的四种司法能力以及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应当着重增强的三种司法能力中，司法决策能力的提出相当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司法决策能力的提法相当新颖，而且司法决策能力的高低往往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后司法改革的走向和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展开。俗话说：决策是关键，决策是灵魂。没有良好的决策，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归根结底还是我党以及邓小平同志英明果敢、高瞻远瞩的决策的结果。因此，提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的司法决策水平至关重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提高司法决策能力的途径固然需要以人为本，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但制度建设更重要，没有良好的、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制度，再聪明的人也有可能走向反面。让我们再次引用邓小平同志那句名言，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因此，笔者建议，我们的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重大司法决策的意见或者框架，为司法决策能力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这个意见或者框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制定依据；（二）宗旨或者目的；（三）司法决策的基本原则；（四）司法决策的主体规定；（五）司法决策的事项范围；（六）司法决策的方法和基本制度；（七）司法决策的基本程序；（八）司法决策的评价和检验；（九）司法决策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倘若我们的司法决策真正能够实现这些设想，我想我们的司法决策水平必定能够迅速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七、结语
应该承认，司法决策能力问题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课题，由于学养和时间的关系，本文只是对司法决策能力问题的一个浮光掠影式的总体性论纲，其中任何一项内容都可以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斟酌。笔者之意，就是想通过本文来唤起政界、学界和实务界对司法决策能力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如果果能如此，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文章观点不一定正确，论证也不一定充分，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
电信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产业，电信网是信息化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积极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新形势、新要求，为形成更为合理、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促进电信行业健康、协调发展，应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增强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竞争架构，提升服务水平。
一、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电信业从完全垄断到引入竞争，从政企合一到政企分开，从两个竞争主体到多个竞争主体，走过了一条“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的道路。1994年以中国联通的成立为标志，电信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1998年后，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实现了政企分开、邮电分设，重组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正式成立了中国移动。2001年，以打破固定电信领域的垄断为重点，实施企业、资源、业务和市场重组，成立了新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六家基础电信企业竞争格局。
2001年到2007年，全国电信业务收入从3719亿元增至728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1%，用户数从3.26亿户增至9.13亿户（其中移动电话5.47亿户），年均增长约1亿户。固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双双跃居世界第一，市场竞争更加充分，资费大幅降低，服务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移动通信发展迅速，电信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行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电信业在竞争架构、资源配置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移动业务快速增长，固话业务用户增长慢、经济效益低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发展差距逐步扩大，竞争架构严重失衡。为形成相对均衡的电信竞争格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电信企业的竞争能力，促进行业协调健康发展，应充分利用现有三张覆盖全国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网络和固网资产，深化电信体制改革。
二、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目标
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以下简称3G）为契机，合理配置现有电信网络资源，实现全业务经营，形成适度、健康的市场竞争格局，既防止垄断，又避免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
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则是：把握一条主线，适应电信技术发展趋势和全业务经营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电信业持续健康发展。抓住两个中心环节，一是科学合理设计电信竞争架构；二是坚持自主创新。做好三项工作，一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着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电信企业；三是维护行业稳定，确保国家信息安全和特殊通信保障。四是兼顾各方面利益，既要保障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又要维护消费者和境内外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发放三张3G牌照，支持形成三家拥有全国性网络资源、实力与规模相对接近、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和较强竞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电信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竞争架构得到完善；自主创新成果规模应用，后续技术不断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电信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监管体系继续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分享电信行业发展改革的成果。
基于电信行业现状，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
三、配套政策措施
（一）大力支持自主创新。一是结合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重大科技专项实施，积极参与国际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制定。二是鼓励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优先使用自主创新产品。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优先支持重点研发、制造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四是政府有关部门利用对外优惠贷款、无偿援助及其他外贸出口政策推动自主创新产品的国际化发展。五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自主创新作为考核电信运营企业的重要指标，科学、合理确定相关电信运营企业的网络建设和经营指标。
（二）加强电信行业监管。针对重组后新的市场架构，将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必要的非对称管制措施，促使行业格局向均衡发展，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通信行业管理部门将制定更加严格的行业监管政策，对变相阻碍、破坏互联互通、网间漫游的，给予企业经济处罚，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罚。鼓励移动通信运营商相互开放网间漫游业务，漫游结算等价格由政府制定。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定价权。
（三）促进行业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电信运营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业务融合为切入点，积极推进三网融合，鼓励业务交叉竞争。积极支持应用软件开发、内容提供等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引导中外电信运营企业发挥各自优势，扩大和加强在研发和国内外市场开拓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四、组织实施要求
（一）请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六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根据本通告精神，认真研究本单位参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建议和意见，并尽快形成正式方案报相关部门。
（二）如改革方案涉及公司重组、网络资产转让、上市公司合并等问题，实施中应遵循国际惯例，遵守境内外资本市场运作规则。
（三）改革重组与发放3G牌照相结合，重组完成后发放3G牌照。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 部
二○○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