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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深圳期货联合交易所管理暂行规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管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促进期货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深圳期货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是组织商品和金融期货以及期权交易、对会员进行管理并提供服务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 交易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集中交易、公开竞价。严禁进行场外交易。
第四条 深圳市贸易发展局为深圳市人民政府期货交易主管部门。
第五条 凡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监事委员会
第六条 交易所监事委员会由深圳市贸易发展局聘请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专家组成。
第七条 监事委员会的职能：
（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对交易所的管理和交易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对交易所管理提出建议；
（三）定期听取交易所的工作汇报，了解易交所的财务状况；
（四）受理会员和客户投诉，制止交易市场上的价格操纵和非法交易。

第三章 理事会
第八条 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深圳期货联合交易所共设一个理事会。
理事会是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深圳期货联合交易所的最高决策机构，下设两个执行委员会，分别对两个交易所进行管理。理事会侧重两个交易所重大原则、宏观管理的决策，理事会执委会分别侧重两个交易所具体管理、运作的决策。
第九条 理事会的职能如下：
（一）接受期货交易主管部门的领导，执行会员大会决议；
（二）制定和修改交易所章程，对交易所会员管理办法、交易规则以及其它规则提出修改建议；
（三）审查会员资格，批准会员入会和退会的申请；
（四）聘任交易所总裁、副总裁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五）审定交易所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预算报告，制定交易所中、长期规划等重大事项；
（六）聘任非会员理事；
（七）对所的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作出决议。
第十条 全体理事有义务严格遵守理事会决定，一切违反理事会决定的行为，均属无效。
第十一条 交易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总裁是交易所的法人代理。
第十二条 为了加强交易所的自律和管理，理事会根据需要下设会员资格审查、交易行为管理、仲裁等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查申请者的入会资格、监督交易场内的交易活动、处理交易纠纷等事项。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章程由交易所制定。

第四章 会员和会员大会
第十三条 交易所实行会员制。
第十四条 申请成为交易所会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固定场所，拥有不少于2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额；
（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以及深圳经济特区的法规、规章；
（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第十五条 承认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并具备前条规定之条件的法人，可以向一个交易所提出申请，成为一个交易所的会员，也可以向两个交易所分别提出申请，经理事会审查批准后成为两个交易所的会员。
第十六条 交易所会员享受下列权利：
（一）有权参加交易所的场内交易，享有交易场内公共设施的使用权；
（二）有权参加会员大会，听取、审议交易所的工作报告，并对交易所的重大事务有建议、批评、监督、表决权；
（三）有权转让会员席位，但必须向理事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转让；
（四）对交易所的专门委员会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五）有退会的自由。
交易所会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自觉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
（二）严格遵守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接受交易所的管理和监督；
（三）按规定交纳会费、交易手续费、风险基金和交易保证金等费用；
（四）须依规定完成一定的交易额；
（五）会员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营业场所产生变动时，应及时向交易所报告。
第十七条 会员单位进场交易必须委托出市代表进行，出市代表必须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未取得出市代表资格的人员不得进场交易。
第十八条 出市代表在交易所内的交易行为应经会员单位授权，并对会员单位负责。
第十九条 交易所实行会员自律管理，会员大会是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理事长根据章程规定召集。当理事长认为必要时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会员联名要求时，可以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第二十条 下列所载事项，须由会员大会作出决议：
（一）审议、修改交易所章程和交易所内部规章制度；
（二）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三）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业务报告书、剩余金处理案以及损失处理案的批准；
（四）推举会员理事；
（五）次年度收支预算报告和业务计划报告的批准；
（六）会员的除名；
（七）章程或业务规划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章 交易管理
第二十一条 经期货交易主管部门批准的农产品、矿产品、能源产品、金融期货或期权等均可在交易所在进行交易。
第二十二条 交易所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上市交易品种的有关信息。
第二十三条 交易所会员可以自营或代客买卖，但代客买卖的会员应符合下列条件，并经核准的方能进行：
（一）具有交易所规定的注册资本额；
（二）有与经营代客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
（三）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四）熟悉期货市场交易操作规程；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四条 客户可委托具有代客交易资格的会员单位通过其出市代表在场内代其进行交易。
第二十五条 交易所有权对会员的交易活动进行检查和监督，会员应如实反映情况。
第二十六条 交易所必须对会员资料进行保密。
第二十七条 每日商品价格的涨跌幅度限制由交易所就不同交易的品种分别确定。

第六章 结算与交割
第二十八条 交易所设结算机构，对交易进行统一结算。
第二十九条 结算机构的职责：
（一）负责期货合约的结算与交割；
（二）在交易过程中，作为交易中介，即卖方的买方，买方的卖方；
（三）负担风险管理的责任，保证期货合约的履行；
（四）了解交易所会员的财务状况，并向交易行为管理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条 会员应在交易所指定的银行开立专用结算帐户。
第三十一条 结算机构接受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期货交易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会员应按交易规则的规定交纳风险基金、保证金以及其它有关费用。动用风险基金必须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
第三十三条 结算机构应根据本规定和交易规则制定风险资金、保证金等资金的管理办法以及结算细则。
第三十四条 交易签约后，交易一方出现违约时，结算机构应先代违约方履约，并有权依法向违约方追偿和处以违约方一定数额的违约金。违约金应归入交易所风险基金。
第三十五条 结算机构有对会员的财务及业务情况保密的义务。结算机构职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会员的财务和业务情况。
第三十六条 交易所收取的交易手续费的标准报物价部门审定后执行。
第三十七条 结算机构实行每日结算制，并于下一交易日开市前将结算情况通知交易所和各会员。

第七章 罚 则
第三十八条 交易所职员违反交易所章程及具体规定，在主持交易和处理争议中有偏袒行为，并泄露会员秘密、参与期货交易的，由交易所依职权予以行政处分，并由期货交易主管部门没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会员单位或其出市代表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散布误导交易的信息、合谋串通制造虚假供求、操纵商品价格、扰乱交易秩序的，期货交易主管部门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非法所得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条 出市代表有第三十九条规定之情形者，被交易所除名的，自除名之日起五年内不得被重新录用为期货交易从业人员；受到刑事处罚的，被交易所除名后不得再被重新录用为期货交易从业人员。
第四十一条 结算机构违反本规定及交易规则，在风险管理中因过失造成会员损失的，结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交易所依照本规定拟定交易规则，报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期货交易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管理暂行规定》（深府〔1991〕386号）同时废止。



1994年3月25日
高校被诉问题背后的思考（二）

高军


近年来，国内高校频繁地被学生起诉，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两案较为典型，这两个案件亦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法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学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校被学生提起行政诉讼，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外，还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学理论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透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讨的余地。
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对高校的法律性质的定性问题。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但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解释。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对民办高等教育方面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却基本上都付阙如。除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于2001年联合发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两部从条文到所包含的内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规范性文件外，民办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按照《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等院校被命名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产生的程序与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样，而且其注册机构是作为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因此，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较为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办学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民办高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由什么法律来调整呢？其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法》或《合同法》？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合同法》？
其次，在诸问题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民办高校既然属于教育机构就应负起教书育人的义务，就要对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其制订对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参照对公办高等院校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民办高校有没有权处分学生？其处分学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其有权对学生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是否必须返还学生所交纳的部分或全部学费？……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与滞后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包括申诉的机构、申诉的时效以及有关机构答复的期限、对申诉答复不服的，被处分的学生应当如何救济等种种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故刘燕文自96年权利被侵犯时起，三年来一直向北大及国家教委申诉，但从北大得到的答复却总是“无可奉告”或“研究一下”即无下文。
对于受处分的学生能否向法院起诉以请求司法救济的问题，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对此，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样。如刘燕文在1997年就曾向法院起诉过，但法院以“尚无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99年7月他因受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胜诉的鼓舞第二次起诉时，海淀区法院才以行政诉讼纠纷立案。
对受处分的学生向法院起诉法院是否立案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的法院决定立案，有的法院决定不予立案的分歧一方面使得国家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不予立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救济，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设立的宗旨及法治社会中法院应当发挥的功能。该问题的出现，缘于法律条文的缺失以及对学校处分学生的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因为如果将其理解为行政处罚，那么受处分的学校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来救济，但是问题是高等院校并不是行政机关，并没有行政处罚权。而如果将学生处分学生的行为理解为内部管理的处分行为，那么，被处分的学生不能提起诉讼，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严重的可以将学生勒令退学或开除，如此严厉的处分使学生的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被剥夺，而且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的处分须必记入学生档案并不得撤销前科，被处分的学生将背一辈子黑锅，“一日有罪，终身有罪”。因此，在对待学生被处分，尤其是被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问题上，被处分学生如诉诸司法，虽然目前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讲，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在高等教育方面，法律的滞后与缺位相比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例如，现在我国高考已取消了对考生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但是在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却仍然对考生有年龄的限制，而且对本专科生仍然禁止在校期间结婚等。我国的《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分别于1995年与1999年施行，其与时代脱节之处并不多，但由于这两部法律规定得都比较原则、笼统和抽象，在高校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较少有实用性。但对于与高校管理及与高校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的《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却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它们之中自实施之日起至今最长的有21年，最短的也有12年。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当初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期由“政府推进型”立法所产生的法规本身就笼统、粗糙，加之近些年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急骤改变，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形势，这些法规在新形势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例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在高校管理中，对于学生偷食禁果者的处分一般都套用该规定而对其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但是，对于偷食禁果的学生是否属于“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在今天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已堂而皇之设置在一些大学校园内的“新形势下”，是否能继续延用以前的思维值得进一步思考。
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规章滞后于时代要求的问题并正着手予以解决。日前在南京召开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综合处一位负责人在会上透露，现行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是1995年颁布的，已落后于高校扩招的新形势，会议决定修改并加以完善，修改后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将有较大的放宽，突出了以人为本思想，适当放宽研究生学籍、在校时间，允许婚后有子女的研究生把孩子带大，再重新回校攻读学位等。
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及刘燕文诉北大案两案一审判决的创新。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判决的创新之处在于对该案以行政诉讼纠纷而立案的理由的阐述上。海淀区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不具有行政机关资格，但法律赋予它们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所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读到此处，不禁击节叫好，此段文字是目前我国法官在判决中对法院的功能和对行政诉讼法有关条文所作的最精彩的法理解释！
但是，有人却对法官以上的解释颇有微词并从学理上予以反驳。但是，问题是，如果法院不以行政诉讼案件立案，能以民事诉讼案件立案吗？如果法院不立案，田永被侵犯的合法权利如何才能得到救济？难道要等到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后才予以立案吗？而启动制订法律或修改法律的程序是那么容易的吗？如果让田永等下去，等到有关的法律出台后再起诉，到时候法院才予以立案，但最终判决的结果会不会像刘燕文诉北大案那样最终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被驳回诉讼请求呢？如果不立案，法院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法院的功能，棚濑孝雄认为，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卢埃林则更进一步指出，解决争端是法院最为重要的职能，在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所谓的政治问题（如外交、国家安全、战争权力等），几乎所有的纠纷都可以诉诸法院。因此，从定纷止争、解决争端的角度出发，法院不应对田永的司法救济请求置之不理。如果法院对田永的权利被侵犯以如对刘燕文第一次起诉北大时因“没有法律规定”而不予立案，难道田永只能向隅而泣或采取私力救济吗？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定纷争止的功能体现在何处呢？人们又为什么需要法院和怎么能信任司法制度呢？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正是受田永案法院受理并胜诉的鼓舞，刘燕文才于99年7月第二次向法院起诉并被法院受理。从中我们这难道不能看出司法实践在进步吗？
刘燕文诉北大案一审判决中最为精彩之处在于法官对法律所作的灵巧和智慧的解释。可能是法官也认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对内行论文进行实质审查的制度的荒谬与不合理，故在对《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的“毕业论文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须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方授予学位的规定的理解上，法院判决采纳了刘燕文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即将“经全体成员过半数”理解为“批准的决定应当经过半数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同样，不批准的决定应当过半数的反对票才能通过。”因刘的论文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评委中6票赞成，3票弃权，7票反对，不批准的决定并未超过半数，故判决撤销北大作出的不颁发刘燕文学位的决定，责令北大组织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对刘的论文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颁发其学位。从这里，我读到了英美法系国家如霍姆斯、卡多佐、丹宁等大法官们的“金子般的心”！笔者认为，虽然其解释与将“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理解为“只有超过半数的成员赞成才能授予学位，没有超过的就不授予”的惯常解释截然不同，但审理该案的法官正确地理解并精确地把握了法律的精神。因为法律是死的，只有司法实践之树才是常青的，在对待一些按照“正常的理解”会侵犯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模糊的法律规定的理解问题上，作为以“活的法律”而著称的法官完全可以而且完全有责任对之作出“非正常”的解释，以使个案纠纷的解决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官的以上解释表示了不满甚至愤怒，并从“理论上”予以了细致的阐述。但笔者坚持认为，司法实践需要法官的学识和智慧，需要法官的积极开拓与创新，而不能冥顽不化地抱着我们属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法官只有被动地适用法律的义务，而无创造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利的教条不放。至于有人认为了开了法官“自由解释”法律的先河后，由于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如果纷纷效仿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笔者认为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我国，法官审理案件并不需要遵循先例，而且一审判决错误还有二审可以纠正。更何况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行与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正在逐渐的提高。如果总是抱着因为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低，因而他们不能也没有能力去创新的看法，实际上是将法官的作用仅仅当成了“自动售货机”或电脑，我们只能说这是对我国法官的一种污辱。
事实上，正如“理论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北大还是上诉了，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是最巧妙的中国式的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判决根本不涉及任何是非曲折的问题，是非曲折问题永远地留给了法学家们去探讨。一切都结束了，捍卫权威和传统的人们最终如愿以偿了。
笔者始终坚信：任何理论，不管它是如何的先进，如何的美妙，如果一旦论为教条，其结果只能是使人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最终使人困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如果没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巧妙地解释，美国可能就不会诞生违宪审查制度；如果没有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对宪法所作的灵活的解释，美国历史上的多次宪法危机可能就无法化解，最终的结果可能要么是危机演化成动乱或革命，要么是美国宪法被一次次地废除或修改。无论是从“理论上”论述田永案和刘燕文案一审判决的“不合法”、“不合理”或法官的“越权”是多么的严密，无论论述者的学术水平有多高，我只能援引北大的一位毕业生余杰在《火与冰》中的一句话：“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话虽俗了点，但道理却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