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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珠”是否应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弹药”？

王政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某区法院在认定一起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时，将被告人王某购买违禁仿真气手枪时所配送的圆形“小钢珠”（总计29200粒）认定为“弹药”，对被告人判处“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此案引发出一场关于“钢珠”是否属于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争论。

一、相关争论观点的主要依据和理由
（一）支持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主要依据或理由是：
1、钢珠作为仿真气手枪工作时所使用的“耗材”，是与仿真气手枪一起使用的，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真正意义的枪支和子弹的关系。
2、钢珠被装入仿真气手枪的弹夹后，经安装二氧化碳气瓶提供动力，被击发离开枪支后可能产生同真枪弹药类似的杀伤力。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弹药”应包括军用子弹、气枪铅弹和其他非军用子弹，这里仿真枪所使用的“钢珠”应理解为属于其他非军用子弹性质。

（二）反对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主要依据或理由是：
1、目前法律上没有明文把“钢珠”定义为弹药。
2、仿真气手枪所用的钢珠与自行车等机械产品轴承所用的钢珠在规格、型号、质地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该种钢珠在五金公司、商店或自行车修理部门可随意公开大量出售。
3、通常理解的弹药是指枪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等具有杀伤能力或其他特殊作用的爆炸物的统称。也就是说弹药属于“爆炸物”的范畴，钢珠没有“药”，自己不会爆炸，不属于“爆炸物”，自然也不应属于弹药。

二、“钢珠是否定义为弹药”的法律意义分析
毫无疑问，支持或反对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两种对立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司法实践中，采用两种不同的观点对有关涉案人员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却差异极大。主要是因为：
（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弹药行为可以构成独立的罪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就可以构成犯罪，五百发以上就可能因数量较大而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如果钢珠被理解成“其他非军用子弹”，在上述案例中，29200多粒钢珠应被看成是“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相当严重”，对有关涉案人员自然应处以较重的刑罚。
（三）如果钢珠不被理解成“其他非军用子弹”，则在有关涉及枪支的案件中，制造、买卖、运输钢珠行为不被看成是犯罪，而仅将其作为一个酌定的参考因素或情节考虑，那么在有关此类涉枪案件中，涉案人员可能不会单纯因制造、买卖、运输钢珠行为而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
所以，“是否将钢珠定义为弹药”，其蕴涵的法律意义重大，司法实践必须认真仔细对待这一问题。

三、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不应被看成是犯罪行为
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司法判决中将“钢珠”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弹药”是不合适的。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目前关于涉及枪支弹药犯罪的法律规定及钢珠的物理用途、属性和市场销售情况，在与枪支相关联的案件中，司法人员不应将涉案人员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钢珠看成是弹药，不应单独根据有关涉案钢珠的数额来决定是否给有关涉案人员判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弹药罪的刑罚。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目前我国制定的各项法律或法规没有一处明确将“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司法实践将“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行为”按相关涉及弹药的犯罪处理，自然是违反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基本原则的。
（二）如果将钢珠理解为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非军用子弹”，则属于对“弹药”的扩大解释。这种扩大解释除了不符合“弹药”字面的基本文意外，还不能够很好地解释“钢珠”可以在各类五金公司、商店或自行车修理部门随意公开大量出售的社会现实。我们总不应作出“钢珠与手枪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就是弹药，不与手枪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就不是弹药”的选择性或任意解释吧。因为钢珠和打钢珠的枪支是完全可以分开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不能以“二者是否在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为标准而进行是否是“弹药”的定性。
（三）钢珠是否具有“杀伤力”不应被看成是法律所禁止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重要理由。因为凡是具有一定硬度（如石头）、毒性（如药品）或表面锋利（如水果刀）的器物如果被用于犯罪都会具有杀伤力的。离开了枪支，离开了使用枪支的法律主体，钢珠自己是不会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杀伤力的。对于仿真枪支而言，刑法既然规定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该类枪支的行为”是犯罪，就足能够达到通过刑法的警示作用来实现预防或减少使用该类枪支和钢珠犯罪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再将该类枪支使用的“钢珠”看成是“弹药”而单独定罪处罚。因为钢珠毕竟不同于真枪专用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火药等物品的特性，该些物品一般是作为专门武器使用的，在一定条件下单独使用会产生爆炸现象，不需要借助器械而具有杀伤能力。
（四）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讲，对不利于犯罪行为人的解释，刑法应尽可能地避免适用；否则，对有关行为人很可能会被处以超常规的重刑，从而意味着不公正的刑罚适用。因为国家对涉及枪支弹药犯罪的处罚，本来就相当地严厉，目前就连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群众狩猎或娱乐用的气枪、火枪、猎枪或仿真枪械的行为都纳入到刑法重点调整的范围内。在此法律背景下，司法实践如果将涉枪案件中的“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钢珠的行为”都看成是“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弹药的行为”必将会扩大刑事犯罪的打击范围，给人以“严刑峻法”之嫌。一般社会公众如果认为刑法过于严苛，很可能会因法律适用不公正的缘由而更加藐视法律，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

总之，笔者坚决赞同将“钢珠”不视为法律意义上“弹药”的观点，并且希望有关立法或司法部门及早发布权威性法律文件予以明示，以避免此类案件法律适用或量刑不一所造成的混乱情形继续发生。

2006年11月17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案情】

债权人李某某（A县人）与债务人张某某（B县人，在A县无可供执行财产）达成还款协议。协议约定：张某某于2012年3月30日前还清欠李某某的货款3万元，逾期不还，由A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还款协议由A县公证处公证，经张某某、李某某申请，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务人张某某逾期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李某某向A县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A县公证处审查后向债权人李某某出具了载有“向A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字样的执行证书。债权人李某某持该执行证书向A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解析】

对于A县人民法院是否有执行管辖权？第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李某某与债务人张某某协议由A县人民法院执行，属于协议管辖；而且A县公证处指定了A县人民法院管辖，因此，A县人民法院有执行管辖权。第二种观点认为：债权人李某某与债务人张某某协议管辖无效，A县公证处无权指定A县人民法院管辖。因此，A县人民法院无执行管辖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执行管辖属法律强制性规定，不适用协议管辖。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此为协议管辖的法律依据。协议管辖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的总则编中，对审判、执行等全部民事诉讼程序有统辖作用，属于一般法范畴。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此为该法对非诉执行案件执行管辖的规定。此规定相对于总则中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就像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关于执行管辖的规定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执行管辖的规定。由此可见，执行管辖的法院由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因此，本案中债权人李某某与债务人张某某关于执行管辖法院的协议无效。A县公证处对还款协议中的协议管辖条款不得公证证明其合法性，即使违法予以公证，也不得作为A县公证处出具由A县人民法院执行的执行证书的依据，A县人民法院也不得受理。

其次，公证处无指定管辖权。

公证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法。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从上述规定可见，法律并未赋予公证处指定管辖权，债权人只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是指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

本案中A县人民法院既非被执行人住所地所在地人民法院也非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因此，A县公证处指定A县人民法院管辖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属无效行为。A县人民法院也不得以此为依据行使管辖权。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