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外交代表(领事官员)购买中国产物品退税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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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外交代表(领事官员)购买中国产物品退税工作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外交代表(领事官员)购买中国产物品退税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02]2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规定，总局会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在互惠对等原则的基础上，制订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外交部关于印发〈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外交代表（领事官员）购买中国产物品退税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8〕38 号）。为进一步做好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外交代表（领事官员）购买中国产物品的退税（以下简称“驻华使（领）馆退税”）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税务机关要进一步提高认识，高度重视驻华使（领）馆退税工作。对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在驻在国市场上购买的物品给予退（免）税，是一项符合国际惯例的外交特权，也是影响国际交往和外交关系的因素之一，各级税务机关务必要提高对这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做好驻华使（领）馆退税工作。
二、对驻华使（领）馆退税要实行专项计划管理，以确保及时足额办理退税。在总局下达的年度出口退税计划内，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应对使（领）馆退税实行专项计划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用于其他方面的退税，以确保使（领）馆退税工作有序进行。
三、主管驻华使（领）馆退税工作的国家税务局要适当选派综合素质高、业务水平强的业务骨干兼管驻华使（领）馆退税工作，会同外交部礼宾司共同做好这一工作。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税务干部要注重政治、业务学习和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四、对驻华使（领）馆在购买物品中存在的开具发票等问题，有关地区国家税务局应指定具体单位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二年四月十日
吉安市中心城区板车运输市场管理办法
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政府
吉安市中心城区板车运输市场管理办法
2002.12.26 吉安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吉安市中心城区板车运输市场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切实贯彻执行。
二00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吉安市中心城区板车运输市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吉安市中心城区板车运输市场，维护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创建滨江花园城市，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城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板车运输是指利用板车为社会提供搬运、装卸等服务的运输经营方式。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安市城区规划范围内从事板车运输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本办法由吉安市公路运输管理处（以下简称运管处）负责实施。
第二章 规范与管理
第五条 市运管处负责我市中心城区板车运输市场的管理，对符合条件的板车运输经营者核发非机车《营运证》，城区板车总量控制在500辆以内。
第六条 市运管处会同市规划处根据城区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城区板车运输停放点，并报请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预板车在批准的停放点停放。
第七条 从事运输经营的板车要整洁完好，喷印统一编号并在规定停放点有序摆放。
第八条 从事板车运输的作业人员，必须着有统一明显板车运输标准的背心。
第九条 板车运输从业人员必须服从管理，文明经营，严禁欺行霸市、野蛮装卸、强行要价等扰乱板车运输市场的行为。
第三章 监督与处罚
第十条 对无非机动车《营运证》而擅自从事板车运输的经营者，处50元以上100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板车运输经营者不按指安的地点和规定停放板车，除立即给予纠正并处50元以下罚款，对屡犯者，取消其经营资格。
第十二条 板车无喷印统一编号的，责令立即改正并对其处以每辆次10元罚款；板车运输从业人员作业时不着统一标志背心的，每次处5元罚款。
第十三条 对欺行霸市、野蛮装卸、强行要价等扰乱板车运输市场的行为，一经查实，给予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屡犯者取消其经营资格。
第十四条 对不服从管理人员管理的可暂扣其运输工具，责令停业整顿，并根据其违章事实给予相应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吉安市交通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于二00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今年4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征求意见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续审议稿延续了初次审议稿对民事证据种类和排序的修改，将“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至第一项。第六十三条被修改为：“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来源之一或者说可以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实现当事人参与诉讼，防止诉讼突袭，推动发现真实的诉讼进程，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然而，“当事人的陈述”重要性是否足以使之置于首位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的修改有待商榷：
１.“当事人的陈述”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哪些证据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据资格，这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应当依其对认定事实的重要性排序。民事法律关系是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而完成。这些载体直接反映了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可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意思表示载体，而是纠纷产生之后对交易过程所涉及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述。因此，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首先考虑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或者说证据材料。只有在法官认为有强化心证的必要时，才会考虑“当事人的陈述”。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对“当事人的陈述”甚为谨慎，要求法官通过其他证据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直言之，只有其他证据材料印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法官才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的一个环节。即使这一证据材料缺位，仍然不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２.将“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违背了证据排序的内在逻辑 证据种类顺序应当遵从证据的客观性到主观性的逻辑。之所以坚持这一逻辑安排，是因为它符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法官根据该证据种类逻辑安排所认知的事实涵摄到三段论的小前提之中，再根据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得出结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官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确保认定事实的客观性、中立性。与之相对应的立法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３.“当事人的陈述”所涉及内容具有补充性、辅助性 正如上文所述，“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载体，而是纠纷发生之后对意思表示的重述。这就决定了它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只能起到补充、辅助证明的作用，这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见一斑。《德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设置专节规定“讯问当事人”（包括第445、448等条）。该节分别规定了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对方当事人拒绝的后果等。对当事人而言，应该由当事人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向法官申请对另外一方当事人讯问；对法官而言，经过言词辩论、证据调查之后无法获得足够心证时，不论证明责任归属而讯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讯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讯问当事人。2000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目（勘验）之后增加了第367条“当事人讯问”。上述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协助法官发现真实，迅速裁判，但是“讯问”也仅限于法院认为必要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都视“当事人的陈述”为补充性、辅助性证据，交给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把“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到了第一项的原因，立法机关并未对此说明。因此，只能根据法条结构和法学知识推理修法意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它们都把“当事人陈述”放在首位，这与民事诉讼法理的辩论主义相契合。遵循这一思路，立法机关遂将证据种类的排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把“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与庭审两个阶段的对“当事人的陈述”的处理保持一致，以凸显民事诉讼辩论主义的特色。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排序的这一调整不仅与证据法理相悖，而且忽视了审判运作的规律。如果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意图强调“当事人的陈述”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设立相应的证明手段使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所阐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相分离，因为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有两个功能，即阐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由于两者交织在一起，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使“当事人的陈述”的内容分离出来。譬如，当事人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自认”，免除对方的证明责任，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立法例，通过法官讯问当事人的机制把当事人陈述涉及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剥离出来，这才是修改“当事人的陈述”最关键环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