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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

吴 丹 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

摘 要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其不当适用可能导致侦查陷阱。在美国判例法上，从对侦查陷阱的宽容态度到“陷阱之法理”再到“正当程序抗辩”，围绕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演绎了规制侦查权的艰难历程，折射出侦查程序中关注人权保障的深层底蕴。由此得到启示，我国目前实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也亟待法律规范。
关键词 诱惑侦查；侦查陷阱；陷阱抗辩；正当程序抗辩；法律规制


为了侦缉某些隐蔽性强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往往设计某种诱导犯罪的条件或机会，待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当场将其拘捕。这种运用诱导性手段进行刑事侦查的例子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侦查机关也将这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当作出奇制胜之法宝。问题是，如果被诱惑者原本乃清白之人，并无犯罪意图，他仅仅因为侦查人员实施的强烈诱惑而犯罪，侦查机关是否有罗织圈套、陷人入罪的嫌疑？如果这种侦查手段是违法的，那么作为公民有没有权利对之提出抗辩呢？
让我们看看最早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美国，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美国于1910年FBI成立后，就开始将这种诱惑性手段运用于刑事侦查中，在间谍活动频繁的二战期间尤甚。学界称之为Encouragement[1]，可译为“刺激侦查”或“诱惑侦查”。它又因被诱惑者先前有无犯罪倾向而在理论上区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后者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侦查陷阱（police entrapment）。对侦查陷阱的经典定义表述为，“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implant ）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2]这种侦查方法曾被侦查机关不加区分地广泛采用，并为法律所容许，但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3]然而，对于侦查陷阱进法律规制的过程，在美国判例法上却演绎了一段漫长之路。
最早对侦查陷阱进行规制的案例乃要溯及到1932年的索勒斯（Sorrells）案 [4]。该案发生在美国禁酒法（the National Prohibition Act）时期，装扮成旅行者的侦查员在与索勒斯交谈中，得知二人在一战时曾在同一部队，于是便借战友情再而三地纠缠索勒斯，要求其提供威士忌。索勒斯虽极不情愿，但难违战友之情，最终提供了威士忌，随即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和二审都对索勒斯作出了有罪判决，但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决定本案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应处罚由于侦查人员的行为而制造的原本清白的公民所实施的犯罪”，“如果被告人以‘陷阱’为由主张无罪，那么理应接受相关的个人行为与品格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仍使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那也只是抗辩的性质自身招致的结果而已。”据此，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撤消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从而首次以判例确认了“陷阱抗辩”（entrapment defense）。然而，对于判断构成陷阱的依据，几位法官内部稍有分歧。主审法官Hughes 为首的多数派认为陷阱抗辩旨在禁止执法人员通过“引诱无辜者(innocent person)犯罪进而对其惩罚”的方法来进行刑事侦查，因此陷阱抗辩应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的意图（intent）或倾向（predisposition）；而Roberts等少数法官则认为“对于因政府自身的侦查行为鼓励（instigate）的犯罪，法院应该关闭对该罪进行审理的大门（即驳回起诉）”，从而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政府的行为是否在诱导犯罪。[5]这种分歧就为以后关于陷阱抗辩的主观说（Subjective approach）和客观说（Objective approach）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58年的谢尔曼（Sherman）提供毒品案[6]，是形成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的标志性案例。该案是因侦查机关的耳目在一家诊所治疗毒瘾时，遇到了也在那里治疗的谢尔曼，遂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多次要求对方提供毒品，谢尔曼再三推辞，但最终还是为他弄到了几包毒品，因此被逮捕。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援引了索勒斯一案中Warren法官的话，“决定陷阱抗辩是否成立，必须在坠入陷阱的‘轻率的清白者’（unwary innocent）和‘轻率的犯罪者’（unwary criminal）之间划一条界线”，再次肯定了索勒斯案中多数派的意见，撤消了地方法院对谢尔曼的有罪判决。同样地，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也有类似前案的内部之争，但仍然是主观说占了上风，从而使该案与索勒斯案一脉相承，确定了以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倾向作为侦查陷阱成立与否标准的“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llors-Sherman Test），“陷阱之法理”基本形成。
二
尽管以“索勒斯——谢尔曼准则”为代表的主观标准说占据了美国司法界“陷阱之法理”的主导地位，但在学术界却引发了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的争鸣。前者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后者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孰是孰非，几十年来在美国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
反对主观说的人认为，“不关注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区别有犯意（predisposed）和无犯意（nondisposed）——这正是主观说忽略的因素”[7]，因而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并且由于主观犯意很难判断，企图设定一个界限无异于制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8]因而不易把握。虽然联邦司法系统和多数州采纳了主观说，但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说仍然取得一席地位，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等13州法院和多数学者的支持，并且被《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所认可。[9]客观说早期以源于大陆法系的“诱惑者之法理”（Law of agent provocateur）为理论基础，后继联邦最高法院部分法官和一些学者的发展完善，得以对抗主观说。它强调陷阱之构成应考察诱惑侦查本身是否具有诱发他人产生犯意的性质，而衡量的标准往往集中于侦查人员有无实行诱惑侦查的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他们提了两个原则[10]：（1）如果警察的行为引发了正常守法者的犯罪动机（motive）而不是普通罪犯意图，则侦查陷阱成立，例如，行为引起了某人处出于友情或同情犯罪而非因谋求个人利益或其他犯罪目的；（2）积极的（affirmative）警察行为如果通常能吸引一个正常的守法者参与犯罪，则同样构成侦查陷阱，例如警察行为包括：保证被告人所为不犯法或该犯罪不会被侦查，提供过高的报酬或类似的诱惑。
批评客观说的人指出，同样适当的诱惑行为，如果针对那些自制力弱的人，则很可能是违法的；同样的过分的诱惑行为，如果针对意志力强的狡猾的犯罪，则可能毫无作用。[11]那么，完全抛开被告人的主观因素来判断侦查行为是否构成陷阱，无疑也不能避免片面性。
主观说和客观都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有人提出两者沟通说。[12]他们认为这种分类过分扩大了两者的差别，其实两者是相通的，理由有：第一，客观说所依据的可能性（likelihood）在很的程度上依赖于诱导所针对的目标（target）只要警察将其注意力直接指向那些有犯意的人，构成侦查陷阱的风险客观来说就很小，诱惑行为就是允许的。在大多数情况中，只要被告人存在犯意，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是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第二，大多数法院采纳客观说时都辅之以起因要件（causation requirement），此要件意味着被告人不仅须说明诱导行为的非正当性，而且须说明诱惑行为致使他犯罪。如果此要件被严格采用，实质上主客观说之间的差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在德劳瑞恩(Delorean)案中，主客观沟通说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德劳瑞恩当时急需一千万美元来拯救其汽车公司，FBI的情报人员霍夫曼系德氏以前的邻居，向他透露了从事的毒品交易，怂恿德氏卷入大宗的毒品交易并利用其名下公司洗钱。德劳瑞恩因此遭到了逮捕，但结果被判无罪。尽管从陪审员事后发表的评论来看，他们似乎采纳了客观标准说，但有人指出，该判决不但是以否定FBI采取的侦查行为方法为基础，而且还基于政府不能证实德劳瑞恩的犯罪之结论[13]。这实际上结合了主客观说之证明责任，给予主客观因素相同程度的关注，于是差别就无形中被模糊(smudged)了。
三
1973年的拉塞尔(Russell)案中[14]，陷阱抗辩开始被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在该案中，侦查机关为了破获制造毒品的犯罪组织，向拉塞尔等被告人提供了一些制造毒品必需的原料和器材（并非违禁品但入手困难），侦查人员以此为便利得以查看制毒现场并获得了毒品样品。当被告人利用这些原料和器材制造出毒品后，即以制造、贩卖毒品为由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判决有罪，被告人不服，在二审时他援引了违法收集证据的排除法则，主张侦查机关参与犯罪并在犯罪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从而认为对自己的起诉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被告人的理由，Stewart、Brennan和Marshall法官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确不允许执法机关为了使被告人被判有罪而采取违反刑事诉讼原则的过分行为，但是本案中的侦查机关仅仅向被告人提供了并非违禁的原料，并未违背违法收集证据法则，故被告人主张的正当程序抗辩不成立。在本案中，法官讨论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原有范围，而上升到政府的行为“是否违背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principles of due process）”、“是否违背基本的公正(fairness)和普遍意义上的正义(justice)”的高度，[15]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该案及随后的汉普顿案（Hampton v.U.S.,1976）中，联邦最高法院都否定了被告人的宪法性（constitutional）抗辩，但并不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正当程序抗辩不会被采纳，因为正当程序乃是支撑美国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果然，在1978年的托戈（Twigg）制造毒品案[16]中，第三巡回法院首次采纳了正当程序抗辩。这起案件是由侦查人员与友人托戈交往时，共谋制造毒品，之后又由侦查机关提供制造器材、原料和场所，当托戈与该侦查人员共同提炼出6磅毒品后，受到了逮捕和起诉。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完全是以起诉虽有犯罪前科但过着平静生活的被告人为目的，“我们不能容忍执法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和对由此诱发的犯罪所作的起诉。”他们认可了被告人提出的正当程序抗辩，从宪法角度批评了国家执法机关诱使清白的公民犯罪的极端行为。但是由于该判决是由第三巡回法院而非联邦最高法院所作，自然也遭致了一些非议，有的法院就遭讽正当程序抗辩是侦查陷阱的“私生子”(illegitimate offspring)，对此有学者马上回应说，保护个人的宪法权利并不必然要求“大法官之足”（chancellor’s foot）先行。[17]
由于正当程序抗辩超越了传统的主客观之争，将政府行为纳入到合宪法性角度进行考虑，更严格地限制侦查陷阱的实施，因此，在诱惑侦查频繁发生的七八十年代之美国，其对于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扩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后发生的震惊美国ABSCAM事件，使得对侦查陷阱进行法律规制遂成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共识。以此为契机，美国司法部制定了《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Attorney General’s Guidelines on FBI Undercover Operations)，该基准在注意不与正当程序原则和“陷阱之法理”相抵触的前提下，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的许可基准、申请程序的实施期间，从而实现了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对诱惑侦查的规制。

四
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利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18]作为侦查机关，维护社会安定，有效地打击犯罪是其职责所在，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许多新型的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以其高度的隐蔽性和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诱惑侦查的产生正是顺应了更有效打击犯罪的需要，并被实践证明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侦查手段。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然而，正如本文所引案例时指出的，这种侦查带来的一个最大危害是可能导致诱人犯罪，侵犯公民的权益。那么，在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同时就应当防范“侦查陷阱”的形成。美国从对诱惑侦查的过于宽容到以“陷阱抗辩”限制，最后将之纳入宪法的“正当程序抗辩”，充分表明了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围绕着诱惑侦查权的行使和抑制，生动展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透过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体会到刑事程序应具有的对于个人权利的深切关怀。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学界对于诱惑侦查理论还相当陌生，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的犯罪侦查中却是存在诱惑侦查手段的。但是，这种实践中通行的做法在法律上却找不到相关的依据。虽然公安部在1984年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中曾对特情设制和证据采纳方面作过一些简单规定，但法律上对诱惑侦查的明确规制则依然是一个空白。如何面对侦查陷阱——这是关系到实现侦查法治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中专横之恶和危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19]基于此，笔者由美国关于规制诱惑侦查理论得到启示，简要提出如下几点规制我国诱惑侦查的建议：首先，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具有相当隐蔽性的无被害人案件，而且限于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对政治犯罪则鉴于ABSCAM事件教训，不宜采用；其次，诱惑侦查对象应当针对那些“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再次，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适度性原则，不得以侦查人员为主采取过分诱惑行为；最后，从程序控制上说，应当设定一个严格的审批监督程序，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
面对侦查陷阱，我们也应当享有说“不”的权利。“程序的法治化，首先应当是侦查权力的法治化。”权力必须得以行使，但必须是合法地行使，侦查的合法界限在于侦查必要性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衡平，诱惑侦查的底线在于不能设置陷阱，不能诱人犯罪。在弘扬程序正义，实现法治的今天，我们是否应当检讨司空见惯的权力运作之隐患，是否给予弱小的个人权利以更多的关注？这种思考对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严打”或许是一贴清凉剂。

作者地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研9901班，邮编：430073
电话：027-87435310 电子信箱：danhon@163.com

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广东省河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订河源市地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河府〔２００８〕７８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河源市地名管理办法》业经五届１７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河源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１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地名管理，适应城乡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地名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地名，是指用作标示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名称，包括：

（一）山（峰）、河（涌）、湖、沙滩、水道、关隘、沟谷、泉、瀑、洞、地形区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二）行政区划名称，包括各级行政区域名称和各级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所辖区域名称；

（三）圩镇、自然村、农林牧渔场、矿山及路、街、巷等居民地名称；

（四）大楼、大厦、花园、别墅、山庄、商业中心等建筑物、住宅区名称；

（五）台、站、港口、码头、铁路、公路、水库、渠道、堤围、水闸、水陂、电站等专业设施名称；

（六）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纪念地、公园、广场、体育场馆、自然保护区等公共场所、文化设施、保护区名称；

（七）交通道路、桥梁、隧道、立交桥等市政交通设施名称；

（八）其他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地名实施统一管理，实行分类、分级负责制。

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名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国土、规划、建设、城管、房管、公安、交通、财政、工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地名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县区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城乡总体规划，会同规划等部门编制本级行政区域的地名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地名规划应当与城乡规划相协调。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地名档案的管理制度。

第二章 地名的命名、更名与销名

第七条 地名的命名、更名应当尊重当地地名的历史和现状，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

第八条 地名的命名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不得损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破坏社会和谐；

（二）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反映当地历史、地理、文化和地方特色；

（三）尊重群众意愿，与有关各方协商一致。

第九条 地名的命名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市内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同一县区内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同一乡镇内自然村名称，同一城镇内的道路、街巷、建筑物、住宅区名称，不应重名、同音；

（二）不得以著名的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作行政区划名称；自然地理实体的范围超出本行政区域的，不得以其名称作本行政区域名称；

（三）乡镇名称应当与其政府驻地名称一致，街道办事处名称应当与所在街巷名称一致；

（四）道路、街巷、住宅区应当按照层次化、序列化、规范化的要求予以命名；

（五）以地名命名的台、站、港口、码头、水库、矿山、大中型企业等名称应当与所在地的名称一致；

（六）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外国人名、外国地名作地名。

第十条 地名的命名应当符合下列规范：

（一）使用规范的汉字，避免使用生僻或易产生歧义的字；

（二）地名应当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通名用字应当能真实地反映其实体的属性（类别）；

（三）不得使用单纯序数作地名；

（四）禁止使用重叠通名，不得单独使用通名词组作地名。

第十一条 市区、县城镇大道、路、街、巷通名的使用规范。

将主、次干道通名分为大道、路，主、次干道之间的商业、生活道路称为街、巷。

（一）大道：道路红线宽度在５５米以上（含５５米），且起始于城市重点地段；

（二）路：道路红线宽度在２０米以上（含２０米）、５５米以下；

（三）街：道路红线宽度在１０米以上（含１０米）、２０米以下；

（四）巷：道路红线宽度在１０米以下。

第十二条 地名的冠名权不得实行有偿使用，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地名的更名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地名，必须更名；

（二）不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第（一）、（三）、（五）项和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地名，在征得有关方面和当地群众同意后更名；

（三）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应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和名字。

不属于前款规定范围，可改可不改的或者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予更改。

第十四条 地名的命名、更名应当进行充分论证，必要时应当举行听证会。

第十五条 因自然变化、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城乡建设等原因而消失的地名，当地地名主管部门或者专业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销名。

第三章 地名的申报与许可

第十六条 地名的命名、更名应当按规定的程序进行申报与许可，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未经批准命名、更名的地名，不得公开使用。

第十七条 地名命名、更名按下列规定权限和程序实施许可：

（一）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更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市内著名的或涉及县区与县区之间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命名、更名，由有关县区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各县区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命名、更名，由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区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区人民政府审批；

（四）市区道路、街巷、广场、桥梁的命名、更名，由市规划建设部门提出申请，经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五）市区住宅小区、具有地名意义的大型建筑物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批；

（六）县城镇的道路、街巷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县规划部门提出申请，经县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其他乡镇的道路、街巷名称的命名，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县区地名主管部门审批；

（七）村（社区）的命名、更名，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经县区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区人民政府批准；

（八）专业单位管理的具有地名意义的交通设施、水利电力设施、农林牧渔场、矿山、风景名胜等名称的命名、更名，由其向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征得所在地地名主管部门同意后，报专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 申报地名命名、更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地名命名（更名）申报表（在地名主管部门索取）；

（二）需命名（更名）的地理实体或规划设计平面四至图；

（三）申报单位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及相关材料。

受理机关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但涉及公众利益，需要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并进行协调的，受理机关自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九条 各县区及专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地名，应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标准地名的使用

第二十条 经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标准地名由地名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并负责编纂出版。下列范围内必须使用标准地名：

（一）涉外协定、文件；

（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公告、文件；

（三）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地图和信息网络；

（四）道路、街巷、楼、门牌、公共交通站牌、牌匾、广告、合同、证件、印信等。

第二十一条 地名的书写、译写、拼写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申办建设用地手续和商品房预售证、房地产证及门牌涉及地名命名、更名的，应当向国土、规划、房管、公安部门提交标准地名批准文件。

第二十三条 公开出版的全市性与地名有关的各类图（册）、图集（包括电子版本）等，出版单位应在出版前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属县区性的，由县区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办理地名类图（册）审核手续，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地名类图（册）核准申请书；

（二）试制样图（册）；

（三）编制地名类图（册）所使用的资料说明。

第五章 地名标志的设置与管理

第二十四条 行政区域界位、道路、街巷、住宅区、楼、门、村、交通道路、桥梁、纪念地、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台、站、港口、码头、广场、体育场馆和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等地方应当设置地名标志。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置地名标志。道路、街巷标志由城管部门负责设置、维护和更换。

地名标志牌上的地名，必须是标准地名，并按规范书写汉字、标准汉语拼音。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涂改、玷污、遮挡、损毁地名标志。因施工等原因需要移动地名标志的，应当事先报所在地县以上地名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主管部门同意，并在施工结束前负责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其中市区道路、街巷标志的移动，报市城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七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所需费用，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可由财政拨款，也可采取由受益单位出资等方式筹措。

第六章 地名档案管理

第二十八条 地名档案由各级地名主管部门分级管理，业务上接受上级地名主管部门和同级档案管理部门指导。

第二十九条 地名档案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有关部门应及时向地名档案管理部门补充地名资料，保持地名档案资料的实用性。

第三十条 地名档案管理应在执行国家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开展地名信息咨询，为社会服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地县级以上地名主管部门按照《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擅自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并在公开场合使用，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经地名主管部门审核擅自出版与地名有关的各类图（册），经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擅自涂改、玷污、遮挡、损坏、移动地名标志或在地名标志上悬挂物品，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第三十二条 盗窃、故意损毁地名标志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地名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起实施。２００２年市政府颁布的《河源市地名管理办法》（河府〔２００２〕８０号）同时废止。本市其他有关地名管理的规定，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